埃及的動蕩仍在延續，目前似乎還不見盡頭。沒有誰能預測持續兩年多的動蕩會在什麼時候平息，更沒有人能夠說服示威者回到正常生活中去。

實際上，那些示威者正是因為失去了正常生活，才走上街頭的。埃及社會經濟權利中心研究員馬希努爾·巴德拉維如此形容人們的憤怒：“他們原本以為會更公正和更繁榮，現在感覺被出賣了。”

埃及等西亞北非國家出現的持續動蕩，讓人們不由得想起西方學者強調的那一套“改制”理論。事實越來越清楚，這些專家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一些僅僅依靠政治制度變更而無法改變的因素。

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社會發展和傳統信仰之間的矛盾更趨激烈，引發諸多沖突。西亞北非一些阿拉伯國家，目前均面臨如何處理好伊斯蘭思想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把握好開放與保守之間的平衡等問題。

埃及此番變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穆兄會上台后試圖獨攬立法、行政、司法等權力，同時強行把自己理解和信奉的伊斯蘭教規推向全社會，引起世俗力量的不滿和恐慌，世俗和宗教兩極化加劇，社會被進一步撕裂。

埃及的困境同樣與它在動蕩之后遲遲難以恢復經濟分不開。今年早些時候，法國《世界報》如此描寫劇變后的埃及經濟：國庫還有不足130億美元，沒有外匯收入，旅游業中斷，蘇伊士運河收入明顯下降，原油出口大大低於精煉油進口，外國投資者大多逃走了。埃及學者概括說，人們日復一日地生活在不安定的氛圍中。

埃及目前的失業率高達31%，這意味著350萬人找不到工作，龐大的失業大軍成為“游行專業戶”。解決這些人的工作問題關系到穩定，同樣也關系到埃及未來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特征就在於，一個國家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無論有沒有競爭力，無論國家治理水平和人口素質是否達標，都會被迅速卷入一場全球性的激烈競爭之中。埃及顯然還沒有找到自己在全球經濟鏈條中應有的地位。

形式上擁有類似於西方國家的民主制，並不意味著競爭力的提升。一旦發展的效率成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穩定的代價將變得越來越高。一個國家能否在激烈競爭中保持穩定的發展，取決於多種因素形成的合力。比如，有較強執政能力的政府，有較高效率的管理體制，甘於奮斗創業的民眾，寬容的政治環境。當前的埃及，這些要素似乎還在集聚過程中。

埃及出現的長期動蕩已經導致民眾強烈不滿。隻有恢復全社會范圍內更持久的寬容與耐心，展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權力改革，才有可能讓這個國家重新凝聚共識，建立基本秩序。選擇什麼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是埃及人民的自由。但是，這個世界有一個道理顛扑不破：沒有穩定就不可能有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