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總統穆爾西上台不過一年多一點時間，就被國防部長代表軍方宣布下台。自中東北非發生動蕩以來，那裡的局勢變化讓人眼花繚亂。理論上，無論是絕對多數制還是相對多數制選舉出來的一國或地區的領導人都是合法的，但埃及的實例卻說明另一個事實，在一個缺少相應社會基礎的國家，理想的制度、合法的事物都可能因社會基礎的問題而與當初設想相去甚遠。

然而無論社會基礎也好，國情也好，這些都只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因素，真正對這場持續了數年的動蕩有重要影響的是西方國家。阿拉伯世界出現動蕩、分裂，乃至被削弱，是西方長期以來的一大目標。分析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不能隻從近代看起，而應從更遠的歷史深處找尋起點。西方與阿拉伯世界沖突的根本原因是兩種文明的沖突，這種文明沖突(包括宗教沖突)在二者之間存在已上千年之久。以基督教為主要信仰的西方國家與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世界有著自公元1096年十字軍首次東侵以來，長達上千年的激烈沖突歷史。這對雙方人群會產生什麼樣的心理影響不言而喻。今天我們看到兩者間的矛盾和沖突並不是新鮮事，而是自1096年以來的常態。

西方世界歷史上在內部雖也有過許多激烈沖突，但在文化上卻是一個整體，這保証了西方的一致對外性。在對待其他非西方國家，尤其是對手或有可能成為對手的國家時，西方採取的策略既簡單又有效——分而治之，以尊重民族自決和文化為名，最大限度在別國種下分裂種子。別國隻要維持分裂或動蕩狀態，西方便有機會插手其中，進而可能推出與自己關系密切的組織或個人執政。

近代以來，分而治之不光被西方應用在對付阿拉伯國家上，更多還用到其他國家身上，包括中國。這個招數屢試不爽。如英國人20世紀初在中國和印度之間非法劃定麥克馬洪線，給兩國爭端埋下引線﹔上世紀40年代末英國面對印度次大陸民族獨立運動熱潮，被迫離開印度時，拋出印巴分治方案，使印巴矛盾維持至今﹔上世紀90年代的南斯拉夫因民族問題爆發內戰，最后分裂，這些民族本來是和睦相處的。

在現代國際關系問題上，雖然表面上宗教色彩不再濃厚，但受宗教影響較深的文化依然會對國際關系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信息資料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