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奧會后，國內媒體普遍將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當成換屆后中美峰會的重要成果予以報道。我在當時就評論指出，情況遠沒有那麼樂觀，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問題上各說各話，僅僅由於對來訪國元首的禮貌，因此未在記者會上進行公開駁斥而已。

　　時隔一個多月，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此有一句話進行描述，間接証實了我的看法。他說，“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於7月10日至11日在華盛頓舉行，這是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安納伯格庄園會晤后，兩國政府圍繞著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邁出的重要一步。”這句話意味著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只是一個遠景目標，而中美在習奧會后不久舉行第五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是為此實施的重要步驟。

　　在兩國新一屆政府這場高級別戰略對話前夕，中國相關官員對美國展開了密集的攻勢。汪洋、楊潔篪和崔天凱等分別採取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指出雙方的問題所在或對美方提出批評。汪洋在文章中問，為什麼美國積極擴大就業，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卻屢屢受挫？為什麼美國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反復提及，卻執意限制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產品？楊潔篪則表示，由於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發展階段不同，中美之間存在分歧很正常，但雙方有足夠的智慧處理好分歧和摩擦。駐美大使崔天凱在接受CNN專訪時指出，中方對斯諾登披露的相關情況表示關切，希望美方予以澄清。

　　他們在中美經貿關系、整體戰略關系以及糾結兩國關系的重要具體問題上向美國提出了或直接或含蓄的批評和警告。中國一反常態，改變以往在重大外事活動前夕營造友好氛圍的“慣例”，轉而採取明顯的外交攻勢，是極為少見的，不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外交方式。那麼，何以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方面原因：

　　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隨著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提高了，與此同時，美國由於金融危機和國際局勢的影響，在很多方面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了，所以在導致中美關系困難或者分歧的領域，按照美國的方式，將中美重大分歧提前敞開，並指出美國乃問題所在。

　　在對話之前提出的三個方面問題，其實也是中美之間當前最主要阻力和中國最關切和致力於解決的戰略目標。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賴對外貿易。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國內市場飽和國際市場萎縮的困局，在國外市場特別是像美國這麼重要的市場擴大投資，並引進中國急需的高技術產品，是中國解決迫切的增長放緩問題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美國作為中國最重要最具潛力的外部市場之一，為華企對美投資設障以及嚴控對華高技術出口，對中國擴大對外貿易以及至關重要的技術升級，都是重要阻力，而且也為其他國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傷害可謂深巨。楊潔篪所強調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發展階段不同”，特別是其中的第二個因素，是導致中美經貿領域出現困難以及在諸多戰略領域存在分歧的關鍵，也是阻礙中美朝著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目標前進的根本原因。而在網絡安全方面，中國在斯諾登事件之前都是備受指責者。美國不僅關切本國受到黑客攻擊，也在關注中國國內的網絡監控對普通人的影響，因此也是中國最忌諱的問題之一。斯諾登事件無疑為中國要求美國停止網絡安全指責提供了重要砝碼，為中國改變在網絡安全領域“挨打”局面，提供了機會。

　　正如在網絡安全方面一樣，中國在人民幣匯率、經費不透明、人權問題等不少方面都是挨批者。在相當長時期裡中國都扮演了這種尷尬的角色。作為一個大國，心裡肯定不好受。美國在對華關系中存在的明顯問題，當然就會被中國緊緊抓住，借以改變在戰略上的被動，使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朝著有利於中方的方向邁進。

  （注：本文轉載自“丁咚--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