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把蔣經國看做承擔這次任務的“惟一人選”。

　　8月20日，滿懷雄心壯志的蔣經國來到上海，辦公室設在中國銀行內。蔣經國深知，將金融市場搞亂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的，並不是普通民眾，甚至也不是小商人，而是強勢的金融家和資本家。他在8月22日的日記中明確寫道，“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因此，蔣經國一開始就把整頓經濟秩序的目標定於“大資本家和大商人”。

　　當然，蔣經國也知道，這些金融家和資本家在上海經營多年，勢力強大，絕對不能等閑視之。是以，他抵達上海后，第一時間將“戡亂建國”大隊第六大隊調到上海，並且成立了由年輕人為主力的“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下轄十一個“人民服務站”，還設置了“告密箱”，專門接受告密舉報。

　　為了壯大聲勢，蔣經國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了閱兵式，並進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輛摩托車開路，幾十輛輕型裝甲車和1000多匹戰馬緊隨，后面是數萬人的游行隊伍，沿路高喊“嚴格執行八一九限價”、“不准囤積居奇”、“打倒奸商”、“隻打老虎，不拍蒼蠅”等口號。

　　為了發動“人民戰爭”，蔣經國貼出公告，規定凡是檢舉揭發擾亂近日秩序、違反經濟管制的群眾，都可以獲得所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的三成。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大批舉報檢舉信息雪片似的飛進蔣經國的辦公室。蔣經國和部下仔細審閱，按照提供的信息對可疑場所進行突擊檢查。

　　據悉，為了了解上海的真實物價，蔣經國甚至微服私訪菜市場，對當日的蔬菜價格進行摸底抄錄……在這樣認真的態度下，蔣經國在上海打的果然個個都是“大老虎”。

　　第一個栽到蔣經國手上的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9月2日，陶啟明因為從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處獲悉貨幣改革的消息乘機牟利，被蔣經國逮捕，后被槍決。

　　第二個是上海黑社會老大、蔣介石多年好友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他也是受陶啟明案的牽連，被蔣經國逮捕，后以金融投機罪交特刑庭公開審理，判刑8個月。

　　據統計，在隨后一個多月裡，共有64名參與投機倒把的商人被關入監獄，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張亞民、第六稽查大隊大隊長戚再玉、囤積居奇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被公審槍決。

　　蔣經國的“鐵腕打擊”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那一段時間，上海的物價基本穩定。市民也很支持金圓券的兌換，主動將家裡的黃金、美鈔換成剛剛發行流通的金圓券。不過，很快，蔣經國就遇到了一個他終於打不動的“大老虎”。誰？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

　　孔令侃是一個典型的“富二代”，作風一貫的飛揚跋扈。他有兩部車，經常在南京和上海的馬路上橫沖直撞，從不遵守交通規則。警察見了也隻有遠遠躲著，不敢干涉。孔令侃除了敬畏蔣介石之外，誰也不放在眼裡。連舅舅宋子文，他都毫無尊重之意，幾度和他搶地盤。抗戰勝利后，孔令侃從美國回來，來到上海，開辦了揚子公司，自任董事長。干著倒賣外匯、走私商品的買賣。貨幣改革后，又公然囤積黃金和美鈔。

　　杜月笙在兒子杜維屏被蔣經國逮捕后，非常不甘心。他對蔣經國提出，“四大家族”和一些軍事將領都在上海有進行經濟犯罪的行為，單單打擊杜維屏實屬不公。蔣經國為此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發電報給杜月笙，稱，“我兄若能協助經國在上海經濟管制工作，無任感荷。”杜月笙當即拜會蔣經國，交給他一份非法囤積物資的公司名單，其中孔令侃的揚子公司赫然在目。

　　10月7日，蔣經國下令軟禁孔令侃，搜查揚子公司，並且查封其所有倉庫。此舉驚動了全國各大媒體，紛紛報道此案。

　　但是很快，孔令侃就搬來了救兵：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悄然來到上海。

　　孔令侃的母親，即孔祥熙的夫人叫宋靄齡，與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是姐妹。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后一直沒有生育孩子，她便把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視為己出，疼愛有加。孔令侃的公司被查，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宋美齡。宋美齡當然不負眾望，專程趕到上海，把蔣經國和孔令侃約到永嘉路孔宅面談和解，她說，“你們是手足，沒有理由互斗。”

　　孔令侃也威脅道，如果蔣經國不撤銷控訴，他會不惜暴露讓蔣家及政府難堪的事。

　　在宋美齡的壓力之下，蔣經國屈服了。最后孔令侃交納罰金600萬美元，獲得自由身，然后前往香港，再轉赴美國紐約。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積極報道“揚子案”的《大眾晚報》、《正言報》則被勒令停刊。

　　就這樣，轟動一時的“揚子案”無疾而終，這意味著蔣經國上海“打老虎”行動的徹底失敗。市場信心瞬間崩潰，從10月之后物價飛漲。人們對金融政策信心大跌，寧買黃金，而不要金圓券。導致金圓券無人問津，也無法在市場上正常流通。

　　金圓券問世不到三個月，就宣布完全失敗。在這之前積極用黃金、美鈔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手捧一堆用不出去的金圓券一籌莫展。倒是那些囤積居奇的奸商再一次投機成功，謀取暴利。凡此種種，令國民政府在軍事失敗之外，經濟上也趨於崩潰邊緣。

　　作為國民黨的新一代政治力量，蔣經國對國民黨的種種腐敗現象深惡痛絕。當年，他在江西贛州推行政治革新，整頓吏治，讓人耳目一新，也產生了較好的效果。在此次上海“打老虎”中又親力親為，重拳出擊打了包括杜月笙兒子在內的幾隻“大老虎”。因此他一度被國民黨高層和知識分子寄予厚望。以至於若干年后，不少懷念民國的知識分子還不無惋惜地說，如果當年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能成功，將會怎麼怎麼樣雲雲。歷史不容假設，蔣經國的失敗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從歷史背景來看，國民黨從建立之日起，就是一個黨派林立、紀律鬆散、黨員素質參差不齊的政黨。在長期的一黨獨裁環境中，腐敗、貪婪已經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標志。歷史學家吳相湘在政治立場上屬於親國民黨、遠共產黨的學者，連他這樣的學者都對國民黨的腐敗無法忍受，他在《孫逸仙先生傳》一書中評論說：“南京時代官僚腐化比較北洋時代有過之無不及。”這些腐敗力量錯綜復雜，而又彼此抱團取暖，牽一發而動全身。僅憑蔣經國一人之力，顯然無法與這些力量抗衡。更重要的是，當“打老虎”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必然會牽連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打別人的老虎，還可知難而上﹔打虎打到自己身上呢？

　　對於古往今來的獨裁統治者而言，這個問題基本無解。

  （注：本文轉載自“何仁勇--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