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稱，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立的新安全標准已經足夠高，一些核設施或將需要數年才能適應，但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還應招募更多獨立於“核村庄”的專業人士，盡早實現“技術獨立”。為此，委員會應在短期內最大限度地提高機構透明度，並對挺身揭發違規現象的員工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

　　文章認為，重啟核反應堆的需求來自日本當前巨大的經濟壓力，而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年度中，日本9家擁有核電廠的電力公司亦合計錄得虧損1兆5900億日圓（約160億美元），同時，持續走弱的日元也讓本已增量的化石燃料進口愈加昂貴。

　　文章稱，由於相關投入不到其經濟刺激計劃總額的五十分之一，安倍已經錯過了一次提振能源效應的機會。數據顯示，日本目前在能源效應方面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英國、德國和意大利，但在太陽能發電量上，日本的全球排名出現了明顯下滑：2005年底，日本累計安裝使用太陽能發電量佔據世界市場的近半比重，可到了2012年，日本的新裝太陽能容量已經跌到世界第五，位居德國、意大利、中國和美國之后。因此，增加能源效應、太陽能及其它可再生能源發電方面的投入十分必要，這些領域的發展將為日本穩妥安全地重啟核電創造更多的時間。

　　文章認為，雖然公眾對於核電的抵觸情緒依然高漲，但是針對性的抗議活動卻較去年有所減少，而且，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中，這個問題的影響也將十分有限。不過，文章指出，在勸服公眾反核情緒的過程中，日本政客也付出了相當代價。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日本問題專家理查 薩穆埃爾（Richard Samuels）所說，福島核危機放大了日本國內一些社會問題和政治變化，在那之后，日本人對國內政經建制變得不再那麼寬容：地方政府對東京愈發不信任，對中央政府的法令漸生質疑﹔民眾對於政府也愈發不信服，在核危害方面自發求索的意願和能力越來越強，對官商之間的暗地交易也愈發不能容忍。

　　文章稱，這些因為核事故而衍生的變化也為日本帶來了希望，或許將讓該國在未來免受核事故危害。公眾壓力對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而言是有益的：在公眾的監督下，委員會在推動核反應堆重新安全運作的同時，也能享有足夠的監管自由和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