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為避免這種“個體自殺式恐怖犯罪”行為的“前奏”升級，我們需要為社會這口高壓鍋裝一“減壓閥”，建立起通暢的渠道，讓訴求得到表達，讓憤怒得以平息。訴求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渠道的問題。但有一點要指出，假如社會的訴求是以“原子化”的方式來實現的，那麼，即使有公平的制度也未必能獲得公平的結果。因為當個體去面對政府或者企業等強權時，個體永遠都會是弱者，從而，想在一個公平的平台上實現公平的結果幾乎不可能。

此種情形下，必須要求社會行公正之制度和政策，包括整頓吏治，懲治腐敗，發揮輿論監督力量，保障公民的正當訴權和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尤其是后者，法庭一張公正的判決書，可抵十萬暴力行為。除此外，政府需要轉變角色，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為弱勢群體解決最基本的社會需求﹔同時，企業必須承擔起它應承擔的責任，現實中無論是環境問題還是社會矛盾問題，很多都是企業成本外溢的問題，也即企業將它所承擔的問題外溢給了社會，讓社會承擔。在此基礎上，長遠而言，必須做好兩件事情，一是大力發展中產階級，推進公民社會的建設，經驗証明，中產階級能夠有力地消解社會戾氣﹔二是賦予公民自由結社權，讓弱勢群體能夠自由結社，以作為同權力和資本博弈、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而眼下，則需要盡快解決上訪這個棘手難題。目前幾乎所有自殺式恐怖犯罪，都和上訪有關。必須從觀念上真正改變能瞞就瞞、能壓就壓的僵硬維穩模式，並從實際出發，改革信訪體制，一些學者提出，將信訪職能與政府的監察機關合二為一，或者將信訪部門與黨的群眾工作機構合署辦公，以紀律監察機關的威嚴來追究信訪中的失誤，同時用群眾工作統領信訪工作，不失為一種方式。

“稂莠不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面對轉型期越來越多的社會極端事件，如果不想讓公眾情緒同“個人恐怖主義”者一樣硬著陸，從現在起，我們就必須重視這方面的預測研究，超前設計預防措施。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