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發生在埃及的戲碼，倘或放諸亞非拉百余年的“革命”史框架下，毫無創新含量可言。與這些地方上世紀曾經暢銷過的“社會主義”一樣，當下最為時髦的旗幟，商標名喚作“民主”，而本質也依然只是奪權的投槍和匕首而已。

　　百余年來的歷史已經証明了，這些地區的旗幟最終總是會被道路徹底異化——確切地說，那甚至不是異化，而是回歸，讓旗幟徹底回歸幌子的裝飾及遮羞功能，而與實際所走的道路根本無關。

　　貼牌代工的“民主”次品，與當年盛行的盜版“社會主義”一樣，毀壞的不僅僅是兩個本來還挺不錯的品牌——畢竟，這種生產線上所投入的原料，是千百萬人的生命，以及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自從埃及人民“萬眾一心”推翻穆巴拉克以來，造反有理、建設無方似乎成了這個國家的主流。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無論是軍隊、還是“穆兄會”，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展示了對於拳頭與肌肉的共同迷戀。尼羅河上纏斗的雙方，並不是天使與魔鬼，亦不是正義與卑劣，而是兩頭狼，隻不過一頭是飽狼，一頭是餓狼。魯迅當年對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也能穿越適用：“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斗，並非爭奪天國， 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原先想把一隻老虎(穆巴拉克)關進籠子，卻沒想到放出了一群狼，這是埃及羊群的悲哀。

　　原因之一，是他們與中國人一樣喜歡“兩蛋一星”：把朝堂之上的執政者一概妖魔化為“壞蛋”(如“反動”)兼“笨蛋”(即“愚昧”)，並期待“大救星”的出現，卻不料這給野心者提供了絕大的操盤空間——流別人的血，為自己掙個機會登堂入室，再不濟也掙張綠卡，這種老掉牙的套路，卻未必完全失去了市場。羊群們發現，最后所迎來的，不是“大救星”，而是“大災星”。這種砸爛-重建式的“革命”，百多年來一直是亞非拉流行的全民豪賭，難以中彩，卻次次中槍。

　　原因之二，是他們以為隻要換上一句動聽的口號、一面流行的旗幟，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卻不知道、或者不願意承認，這種“破腹產”的民主胎兒，因為沒有經過漫長而痛苦的轉型期產道擠壓，會帶來不少先天的虛症和病毒。因為把“主義”當作了萬能神藥，更為具體的建設“問題”乏人問津，空談盛行、實干遭殃。

　　在基於烏托邦理想的大躍進心態推動下，無論是當年追求“社會主義”的老革命，還是如今推崇美式民主的新斗士，都把“不擇手段”當成了理所當然。他們無法理解，美國革命領袖之一、著名大律師、第二位總統約翰·亞當斯，曾經為“波士頓大屠殺”中開槍射殺5名抗議平民的英軍士兵出庭辯護，並以正當防衛為由，爭取到了“無罪”判決。在革命原教旨者看來，此類“屠殺”事件本可成為動員革命的最佳廣告，推動星星之火的燎原，但美國的革命前輩卻能坐懷不亂，以一種“不徹底”的革命精神，守住了革命的底線，進而奠定了“合眾國”的根基。

　　托馬斯·杰斐遜曾說：“民主依賴於知識，及有關公民對知識的明智使用。”所謂民主，與其說是理念、理想，不如說是一門技術——以公平、公正、公開為基礎的利益博弈技術。掌握這門技術，對一個民族來說，實在是一場艱巨的大考，容不得作弊。

　　民主當然是個好東西，但如同一切別的好東西一樣，“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民主一旦被原教旨主義式地工具化，也就成了一具僵化的木乃伊，成了擺設，無力地坐看飽狼與餓狼們追逐羊群，以爭奪新的法老頭銜——並且，還是以民主的名義。(作者是旅居澳大利亞的華人學者)

(責編：浩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