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新“自由”和監管創新

　　推進“上海自貿區”建設，除涉及暫停執行《文物保護法》部分條款外，還涉及現有《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事業法》等三部法律暫停執行。也即，“上海自貿區”必須是一個“有限的超法制特區”。內行人皆知，三部涉外經濟法，主要是限定外資一定的經營范圍、出資比例等。前者主要出於保護部分國內產業發展的需要，后者則為了防止區內外資成為絕對控股股東。雖說這是國際慣例，但必須進行適度調整，倘若誘鉺不夠“美味”，外資就會選擇別國的“自貿區”。

　　此外，相對於前文所及的適用於傳統自貿區的正面清單管理，“上海自貿區”擬實行負面清單管理。通俗講，就是對區內注冊的中外企業開列一張中國法律所不允許經營的事項，除此之外，區內注冊企業均可以自由經營。很顯然，這涉及重大的政策突破。而且，負面清單管理必須“法外施恩”在先，這正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在區內暫停三部涉外經濟法律動議的原委所在。

　　上文所及之外，政府服務與政府監管的創新，也是賦於“上海自貿區”新“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前置條件。

　　作個簡略概括，“上海自貿區”的新“自由”將集中體現於“一簡化六自由”：簡化管理尤其是行政審批，使區內注冊企業享受貿易自由、人員進出自由、貨物進出自由、服務進出自由、貨幣流通自由、貨物存儲自由，並使與區內注冊企業有業務往來的區外企業搭車享受“一簡化六自由”。

　　當然，所有的“自由”從來都不是誰誰賦於的，而是要靠區內注冊企業在創新實踐中主動爭取的。上海能否拿出當年浦東開發開放的勇氣，才是“上海自貿區”建設的根本所在。否則，諸如把“上海自貿區”建設比喻為“中國二次入世”，“二次浦東開發開放”、“再設一個深圳特區”的美好期許，統統都是紙上談兵。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