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三中全會回答了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海外網北京12月10日電  聯合早報發表文章：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不是對一些重大問題重視不夠呢？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沒有人會期望三中全會能夠涵蓋所有的問題。但是，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人們的確希望能夠引起三中全會的關注，畢竟這次全會決定了中國領導層未來十幾年的改革議程。從這個視角來說，比較遺憾的是這次三中全會沒有把社會改革提高到領導層改革的最高議程上來。

人們已經發現，前些年一直提倡的社會改革在這次全會上並未受到太多的重視。當然，這並不是說沒有涉及，而是分布到各個不同部分。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有兩條來論述社會方面的改革，包括“社會事業改革創新”和“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社會事業”包括了教育、創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藥衛生。這些就是平常所說的“公共服務”。“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包括“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和“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在社會治理的內容中，強調了政府要培植和扶持社會組織，尤其是在行會和社會服務等領域。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個內容中最主要的是決定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很顯然，這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是早些時候“維穩”和“社會管理”的升級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改革的一部分。因此盡管也強調了社會組織的作用，但較之對政府管理社會組織的重視相比，社會組織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自我管理空間顯得非常有限。

在任何社會，社會建設具有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是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第二是政府的社會政策，或者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這兩方面相互相成。如果社會能夠自我管理，政府就可以少管一些﹔但如果社會沒有自我管理能力，政府必然要管理一切。前者是大社會、小政府﹔后者是小社會、大政府。因此，在很多社會，社會改革的目標就是建設“小政府、大社會﹔強政府、強社會”。如同在經濟領域，改革的目標就是政府向企業分權，社會改革的目標也是政府向社會的分權。政府應當把社會能做的事情下放給社會，也應當把社會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事情下放給社會。如果是后者，就屬於政府向社會收購服務。應當是政府做的事情，但下放給社會去做，政府就要購買服務。政府管得少，管得好，就是小政府、強政府﹔同樣，如果社會有了空間並且能夠自我管理，就是大社會、強社會。

在中國，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把“大社會”和“強社會”視為是和政府對立的。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政府在向社會分權的時候，也要通過立法等手段來監管社會，因為每一個政府須要培養的是“好社會”，而不是“壞社會”，如黑社會、邪教等非法組織等。“好社會”就是政府的伙伴。

就一些領導人對“公民社會”的負面看法來看，人們仍然沒有意識到社會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社會自我組織能力和空間有限，這裡所說的“社會事業”改革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就變得極其重要。很顯然，如果社會自己不能提供服務而政府又不能提供社會所要求的服務，最終的責任還是會落到政府之上。但正是在社會服務方面，政府面臨似乎不可逾越的困難。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