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身矛盾往往是惘然无知的，一方面对“阶级固化”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则希望农民能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井水不犯河水。

看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企图逃离土地的欲望、他们在城市吃了很多苦，饱受漠视、误解和屈辱，可仍然不愿回到农村。

中国有1/6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登记在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往往聚集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国的贫民窟又格外惨一些，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几亿人，每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住处遭到拆除，人被驱赶。当然，这样的拆除往往是徒劳的，一年左右就会恢复原样。

背井离乡的人往往背水一战。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写的《落脚城市》里记，08年经济危机，09年初，几千万打工者返回乡村；半年之后，经济复苏，当初返乡的移民95%又再回到城里。循环往复的奔波，牺牲的是一整代人的平静和安稳。

金钱本身，当然不足以构成迁徙的全部动力；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与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和自己有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仍然是《落脚城市》这本书中写道：19世纪初，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9世纪末，已经是每两个人中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851-1901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中半数人的儿子所在的阶级都与父亲不同，而且向上流动的，比向下流动的高出40%，凭借的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这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方式创造历史，而如果遭遇另一种情况：农民离开土地，到了城市，却发现以一种贫穷转型到另一种的贫穷，而且这种贫穷是毫无出路和指望的，那么，他们会就采取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