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来自孙晓材油画《进城》

前两天参加梁鸿老师新书《出梁庄记》的讨论会。中国、河南、梁庄，它是梁鸿老师的故乡，村庄里的人外出打工，足迹从内蒙古到深圳，布满了大半个中国。

讨论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听众提问，一个青年男子说：“你们只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可怜，去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的素质真的很低。”

这话当然政治不正确，不正确到了其他听众起身反驳的地步：“你去过农村么？”

男子说：“当然去过，农村的人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我忍不住想，这个男子只是在公开场合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里话吧。同情弱势群体、关注留守儿童、送温暖心连心是一回事，和农民生活在同一个生活环境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农民是被塑造出来的。过年时陪父母看电视，发现热播的“现代家庭伦理剧”，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轻人结婚，农村里的父母来城里探亲，期间发生的所谓“让人啼笑皆非的一连串笑料”。农民在电视里不讲卫生、强迫女婿买房子、强迫媳妇生孩子，他们是“笑料”的来源，说白了，就是愚昧、蛮不讲理的代名词。

近几年，似乎也少提“知识改变命运”了，改变了之后，又能怎样呢？仍然是被嘲讽的“凤凰男”和“凤凰女”。

不知道是不是从知青文学开始，农民和农村，作为“文明”的对照被书写。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知识青年珍贵的共同记忆，成为苦难的勋章。曾经看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回忆，某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未得逞，被枪毙：而就在此前，他的邻村，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女孩子，女孩子投河自杀，男知青逃回城里，此事不了了之。

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巧合，这样的比较或许是无意义的。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一块乌云笼罩下来，谁也没有逃过。可硬要区分谁的苦难更高贵，更值得书写和铭记，就非常可笑了。

近些年，另一种趋势，是学术界的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和浪漫的幻想，因为反感都市的物质和功利，于是把农村描述成温情脉脉的伦理社会，如同一首田园诗。

媒体把进城市的农村人类型化，学者把乡村社会理想化，这两种趋势结合，给人似乎留下一个印象：农村人如果留在农村，固守在土地上，就会是仁义礼智信的淳朴人；到了城市，则会变成给别人添乱的麻烦——那些“现代家庭伦理剧”的结尾，也常常是农村父母以离开城市，拎着大包小包回农村，尘归尘、土归土，作为一种谅解，“皆大欢喜”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