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究竟为何物？有人说“信”左旁为“人”，右旁为“言”，即人要尊守自己说过的话。事实上，他们看的不够仔细，这左边站的是一个人，表示的是个人态度。若面对两个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人时，就要与时俱进，循义而行。《史记》记载，有个男子叫尾生，同一女子约好在桥下见面，不巧天降大雨，女的觉得尾生不会这么傻，如此大雨还会去桥下等她，索性就留在家里;尾生不这么想，男的吐口吐沫满地是钉，说到做到，不仅按时赴约，而且大雨致水涨后还不走，最后抱着桥墩被淹死。世人谓尾生守信而非义。《论语·学而》篇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复”即践言，意思是诺言只有符合“义”时才应兑现。孟子讲的更直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世界存在一个无所不包的“道”;“道”在具体事务中的运行便是“理”。中美关系的“理”是由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条件、文化、历史，和各自同其它国家的关系等因素作用后，形成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它无色、无味、无形，但却决定中美两国的发展趋势和正确行动;换言之，当上述条件一定时，中美只有这么做才合理。

中国的战略思维就是把握和认识这个“理”，不违背它，成功后也国强不霸，不干过头事，过犹不及。过去几百年来，世界霸权象换走马灯，原因是它们不清楚这个道理。美国远涉重洋来亚洲围堵(或再平衡)一个处在上升阶段的中国，并要大获全胜确像不胜酒力的人喝高后产生的幻觉。它想永保世界的一，不做第二，便要对目前处在第二位的及时下手。西方文化讲自由、权利、幸福和上帝等，这些多是个人的情感或欲望。个人或宗教意志即使以国家形式出现，也还是主观意志。用主观意志去撬客观必然性就是用胳膊去拧大腿。

“理”之用为“义”。“义”者宜也。中美关系的“义”就要在交往中深刻领会“理”，然后选择最适合的政策、策略和行动去成全它，处处事事恰如其分。这种对“义”的期待便是“信”，做到的是守信，双方都这样才能建立起战略互信。人员往来给中美关系注入人文因素。仁者爱人，爱人要和乐，为使交接合适，应以礼节之。譬如，听说密启尔下次要携女儿随奥巴马总统访华，中国民众肯定欢迎她们，也期待彭丽媛能出面接待;这不是空泛的面子问题，而是民众此时对“义”的期待，非如此有人会怪她失信失礼的。

中美有不同历史和文化。中国人自出生时起，就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追寻这个不可逃脱的人生道理。并在其中寻找由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纯粹偶然因素决定的属于自己的“理”。然后牢牢把握它，并以自己最完美的方式，从容不迫地演绎它，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和社会价值，从而达到个人和社会，自己和自然的高度和谐。美国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他们崇拜上帝，任意选择性倾向;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爱什么中国人就要爱什么。更不能以他们的标准决定中国的某些需求应先得到保护;某人的权力高于另一些人，某人的话语权应该受到特别重视。中国目前的确存在官员腐败，社会分配不公平和风气不好等问题;但这不是因为偏离了西方价值观，而是因为某些人违背了自己的道理。美国要批评，也要先弄清相关道理，指出如何做才能回归中国价值，这样的批评才有善意和建设性，才会受到尊重和重视。

这次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娜伯格庄园会晤，双方认为中国和平崛起，不仅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显然，这是两国元首共同认定的“理”。既然如此，中国民众会期望，今后美国不要轻启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不要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美的市场准入;不要动不动拿中国说事;更不要挑拨其它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并把美国60%的战舰和军机摆在中国周围。这些做法是对付潜在敌人的手段，是把中国的发展看成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同上述共识相拧巴。当然，中国也要为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努力。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会因此而缩小。信近于义，其承诺才应兑现。

(作者崔子都是旅美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