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

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棱镜计划”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危险在于，倘若这种特权被一部分执法者滥用，让公权沦为铲除异己、窃取商业秘密的工具，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任何权力脱离了监督，都非常容易蜕变为怪兽而吞噬一切，NSA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情报工作却注定是必须以保密作为基础的，隐蔽战线的活动很难拿到阳光下监督。因此，谁来监督情报机构，就成了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电影《国家公敌》、《谍影重重》，说的都是个别情报机构超越监管，发展成为社会公害的故事；而《1984》则把这种情况演绎到了极致，所有公民都生活在情报机构的阴影之下，个人的权利毫无意义。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于情报搜集工作的监督，还是以内部的自我监督为主，外部以国会少数议员组成的情报委员会监督为辅。然而，这难免会被人质疑是小圈子里的秘密，万一权力膨胀还是有可能失控的。因此，“棱镜计划”曝光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提醒美国的国会和公众，监视者同时更需要被人监视，改善监督体制才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不管怎样，眼下斯诺登事件还没有解决，各方的角力也在公开、不公开地施展。美国司法部已经表示将立案调查斯诺登的泄密事件，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难点在于如何将斯诺登绳之以法，毕竟他本人在中国香港地区。

一种可能是香港地区警方抓获斯诺登，然后引渡回美国审判，但考虑到政治上的种种因素，未必就能顺利成行；另一种可能则是斯诺登逃亡第三国，像阿桑奇（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那样东躲西藏，俄罗斯已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相反，英国内务大臣据说已经知会各个航空公司，请不要搭载斯诺登飞往英国，因为他肯定会被禁止入境）。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有一点斯诺登是猜对了：

“我是不可能再自由地回到美国了。”

回顾美国二战以来的谍报史，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而背叛国家、出卖机密甚至叛逃他国的情报人员并不罕见，而其中很多人所掌握的情报也远超过斯诺登这个临时工（严格地说，他不是NSA的雇员；NSA 把情报事务外包给了某公司，他是该公司的雇员，有点类似国内的劳务派遣工），所以斯诺登的出走想来不会给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来太大打击。

但是，恐怕NSA会更加谨慎地管理自己的秘密了，特别是对于斯诺登这样的非政府雇员又非军人的情报分析师，也许会失去很多工作机会。

至于盟友的抱怨，更多的只是个形式而已，因为即便没有斯诺登，大家也彼此心知肚明，情报工作的手电筒素来是既照敌人又照盟友的，甚至可能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彼此监视对方的公民，再交换情报，就可以绕开本国立法机关的种种限制。

对于其他可能被NSA入侵的机构、大学、公司和个人，抱怨显然更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亡羊补牢，从技术上努力提高防御水平，保护好自己的数字边疆。

顺便提一下，“棱镜计划”这个名字设计得相当巧妙。一束白光，平淡无奇，但通过三棱镜的折射，却可以被拆分出七色彩光的本来面目；情报工作同样也是这样，在全世界每天庞大的通话、短信、上网信息交换中，需要将浩如烟海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以威胁程度、敏感程度作为标准分门别类，才能实现从中提炼出情报的目标。这和时下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挖掘”技术是思路相通的，因此，大力发展数据挖掘技术，很可能就是未来情报战的制高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求得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