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伟／画

6月25日,据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内部人士透露,成都市锦江区副区长、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局长吴涛5月23日前后,被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该内部人士介绍,吴涛有4个护照,这些护照都通过公安系统办理。在5月中旬就准备携巨款出逃。四川省公安厅通过其“假护照”寻找其下落,随后将其控制(6月26日《新京报》)。

虽说官员携巨款出逃已被控制,但显然再次警示堵住官员携巨款出逃的漏洞刻不容缓。去年是“五年反腐规划”收官之年,贪官潜逃国外、卷走的贪腐资产数额有多少?官方虽然未发布准确数据,但近年来被曝光的官员出逃事件不胜枚举。官员携巨款出逃被控制不必过度阐释,但反腐形势依旧严峻,官员外逃事件时有发生。关住“官跑跑”,与其出逃后追责,不如将监管关口前移。

笔者清晰记得,《中国经济周刊》去年6月份的一篇报道总结了近年来中国腐败官员外逃数量及资金数额的几种版本:2001年,最高检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公安部2004年统计资料表明,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这些官员一旦携巨款出逃,想抓回贪官的难度可想而知。

基于此,不得不反思: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或机制可以从源头上关住“官跑跑”?笔者认为,把紧“关口”,跟踪预防不放松,是关住“官跑跑”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即在没出逃前,就给问题官员敲警钟、吹清风,做到防患于未然。早在2007年,针对外逃防范,国家就建立起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而2007年、2009年、2012年又先后召开了防逃工作协调机制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联席会议。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之举,说明我国“打贪防外逃”的力度正不断加大。

近几年,“官跑跑”现象并不少见,这很大程度上跟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管责任不到位有关。借鉴吸收古今中外反腐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遵循制度反腐的总体战略,将“官跑跑”的监管关口前移,只有掌握了主动权,才能最大限度地让“官跑跑”逃无可逃。一言以蔽之,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关住“官跑跑”,监管关口前移是关键。如此一来,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