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推动这些公民权利落到实处，落到每个公民的身上。要让宪法从墙上走下来，成为每个公民的保护神。

我们的手段同样是“非暴力”，但不同于甘地当年所做的，我们不是“非暴力不合作”，而是“非暴力合作”。甘地当年的“非暴力不合作”，针对是外来的英国殖民政府，我们今天则面对的是“人民政府”，我们没法不合作；即便甘地当年宣称是“不合作”，但实质上甘地与英殖民政府的许多官员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在不少关键时刻选择与殖民政府谈判并作出妥协，这其实也是“合作”。

甘地既坚持原则又灵活，他深知要改变印度被殖民的现状，要使印度迎来独立，和英殖民政府完全不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相比之下，今天的我们只是想使“人民的政府”名副其实，就更不应该拒绝与政府的合作了。只有合作才能带来改变，老死不往来既不可能更于事无补，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今天我们面临的风险也比甘地们当年要小。当年甘地们经常要冒着以身试法的危险，甘地本人就曾入狱多次。今天的我们只需手持宪法，以非暴力的方式与政府全面合作，捍卫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的自由，那么一旦遇到关涉公共利益的事件，我们就可以上街游行，在法律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诉求，就如前文所述的几次环保维权事件一样。

当然我马上就听到有人在质疑：你以为我们生活在英国殖民政府下么？我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时光倒流30年前，我会站在他一边。但今天，我无法苟同，并认为将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与23年前那个下令开枪的政府完全等同，也是未能与时俱进。

这就引出我想说的“非暴力运动”条件成熟的外部因素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更使地球日趋一村。我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今时代，一国内政不再只是一国境内之事，不但本国人民了解，而且全世界都在围观。这种围观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某些国家处理某些攸关人权的内政时完全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而变得异常小心，甚至如履薄冰。

像过去封闭年代那样肆意侵犯本国人民的人权，不能说完全没有，而是越来越少了。那些胆敢继续妄为者，已经或必将受到文明世界的严惩。

我曾说，这不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这是文明力量主宰世界的时代。世界已经不会认同暴君政治了，所有的专制、独裁政权走向黄昏日落的时刻正在迫近。

卡扎菲的悲剧即是源于他的意识仍停留在沙漠的帐篷时代，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而自己依然因循旧路。叙利亚的巴沙尔也在步他后尘。

具体就中国当局而言，在内部民权意识勃兴、外部世界围观的双重压力下，显然也不可能因循旧路了，势必也要寻找新途。“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即是明证。当然，一个政党、政权的转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势必也要经历艰难曲折，甚至会有短暂、局部的倒退。

还有，我们必须客观看到中国的复杂之处，以及转型之难。中国地大物博的同时，也差异巨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民众贫富悬殊，经济与环保的矛盾.......在在都考验着处于转型中的政党与政权，他们要同时兼顾多方利益，殊非易事。

我敢这样说，没有人民的支持，他们连自身转型都很难成功，更别说带领这个庞大的国家实现华丽的转身，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夺目光彩。但是如果他们转型不能成功，而又无其他力量可供替补，那么无政府的乱局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台湾社会的转型轨迹，可供大陆借鉴。国民党的蜕变历程，更值得共产党学习。现在有不少人将台湾社会转型成功的秘诀归结为蒋经国先生的“用独裁结束独裁”，盛赞他的顺应大势推动大势，这固然不错，但台湾社会的民权运动则是更重要的因素。倘若没有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没有他们的非暴力抗争，国民党和经国先生是感受不到巨大压力的，也就很难做出巨大让步。

可以说，是施明德、林义雄、许信良等美丽岛人士，是追随他们的台湾民众，是他们的非暴力施压，成就了蒋经国先生的伟大。当然，如果经国先生没有那么明智，而选择做卡扎菲之流，那么也只是拖延了一下历史的进程，而绝难阻止历史的车轮向前驶进。

因此，我们不必猜测今天的大陆会不会出现“蒋经国”以及谁最可能是“蒋经国”。当局高层中不少人看得清世界格局，懂得大势所趋，他们都是潜在的“蒋经国”。一个集体的“蒋经国”远比单个“蒋经国”更加可靠和值得期待。

现在大陆民间所需做的就是配合习近平“依宪治国”的承诺，不断向执政当局施压，要求当局兑现承诺，保障宪法的实施。甘地们当年所努力追求的是撤销当局对印度人的歧视政策以及印度的独立，今天我们要做的只是将宪法归位，这显然更容易些。因为宪法是执政当局制定的，并非外力强加，当局理应带头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