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前，新加坡大量的剩余资本没有出路。美国本身经济就非常强，去美国投资是开玩笑。日本不开放资本市场，它只想挣别人的钱，但不允许别人挣它的钱。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加坡政府鼓励到中国投资，降低自身经济对美日的依赖。但中国没有游戏规则，是在游戏中建立规则，比如中国的股票市场，简直没法说。中国的经济还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裁判参加比赛，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样别人还怎么比！

新加坡人有一种合约崇拜，认为只要签了合约大家都会遵守，一切OK；但中国人不守约，经常设一些陷阱，玩文字游戏。签约后，中国人不想遵守，他会对新加坡人说：

“我们已经签了约，已经是可以合作的朋友了，对不对？”

“对。”

“既然是朋友，就应该互相体谅，对不对？”

新加坡人莫名其妙，但还是说：“对。”

“那好，这份合约有些地方我们认为对我们不利，需要修改一下，请你体谅…”

新加坡人彻底无言，没法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同样的情况，台湾人和香港人却如鱼得水。

曾经有一个新加坡人担任酒店经理，接到电力部门的通知，说是晚上要停电。这个新加坡经理就抓紧时间安排有关事宜，准备蜡烛，每个房间都要检查一遍，尽量把对旅客的影响降到最小。但是到了晚上，满大街电灯都不亮了，却发现台湾人和香港人经营的酒店灯火通明。这位经理非常奇怪，打电话一问，那边就说了：“我和电力局某某人关系非常好，遇到这种事情当然要关照了……”而且很不理解，为什么新加坡经理不去疏通这些关系——跑江湖还要拜码头哪！

可是新加坡人不敢做这些事，因为公家没有这方面的支出，个人掏腰包肯定不会干。所以就有人跑到政府那里诉苦了，当时李光耀还在任上，想出一个办法，既然不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那么我们可以出钱，在中国建一个特区，用新加坡的管理制度，新加坡人可以到那里去经营。通过外交途径，与中央政府协商，中央很支持，这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来历。在选址方面曾经有过考虑，吴作栋是希望在山东半岛，威海、烟台一带，他认为山东人比较重信誉。后来考虑到上海人才济济，新加坡缺少的就是人才，所以希望离上海近一点。但上海地皮太贵，就选在苏州。离上海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比较近，还能利用上海的人材优势。但是苏州地方政府正在办一个苏州新区，把新加坡的这个苏州工业园看成是自己父亲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从心里有一种排斥感。后来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苏州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压低苏州新区的租金，让苏州工业园生存不下去。李光耀为此跑到北京告状，找过江泽民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但最终没有解决。后来不得不将这个工业园交给苏州政府经营。这时候，苏州政府也不压价了，两边一样高，还埋怨新加坡人：“你们就不能有点耐心吗？两年不到就搞不下去了，你看我们这不挣钱了？”新加坡只能打落牙往肚子里咽。

这件事情新加坡也要检讨。个别新加坡人对中国人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是受西方教育，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可是身居高位。他们到中国去讲：“我们的工业园完全是新加坡的管理模式，除了没有新加坡的军队，一切都按新加坡的来做……”这不由得让中国人想起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刺伤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这些人的言行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也是造成苏州工业园困境的一个原因。从此新加坡特别强调政府官员要读中国近代史。

对于华人文化，老一代华人很珍惜，新一代受西式教育影响，就有点洋化了。具体说，新加坡人分为三种，有点象橄榄，两头细，中间粗。第一种是受传统华文教育的，都是一些老人，属于不受保护的稀有品种；第二种是边缘人，他们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现在大多数年青人都属于这类人，他们既懂得华文，又懂得英文，具有优势；第三种是彻底洋化的，他们排斥中华文化，以自己的黄皮肤为耻，恨不得立即变为白色人种，这种人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