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不希望华人放弃自己的文化，力图保持华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早期因为地方小国力弱，不希望人口过度增加，所以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华人比较听话，让生两个就只生两个，所以人口下降，这就导致政治危机。因为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分出来的，华人占多数才保证不会象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那样受到歧视。而华人的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新加坡的马来化。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认为孩子是神明赐予的天使，能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孩子多了，经济能力有限，很多人供不起自己的孩子上学，任由他们在街头流浪，导致马来人犯罪率较高。

政府对此非常头痛，一旦马来人煽动闹事，他会问：“看，住洋房别墅的是什么人？是华人！监狱里关的是什么人？马来人！为什么马来兄弟要受到这种歧视？”这就会引起民族矛盾，给马来西亚和印尼介入新加坡事务提供借口。后来李光耀想出一系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让马来人不要娶第二个老婆。这事要通过回教理事会，审查马来人的财产状况，如果证明他养不起那么多老婆，自然就不能批准。其次，是解决马来人的教育问题。在新加坡的马来人从小学到大学都不需要缴纳学费的，这样很多马来人家庭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受的教育多了，就能够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和家庭，犯罪率也就降下来了。

现在，年轻华人受到教育比较高，他们更加追求个人的享受，很多家庭不要生孩子。加上新加坡是英文教育，到一些西方国家工作比较方便，年轻人跑到国外去，导致新加坡社会老龄化加剧。政府开始鼓励华人多生，第一个、第二个孩子都有几千块奖励，生第三个孩子好像奖励3万新币，这些钱存在孩子的户头里，上学时作为教育基金。但华人还是不生。没办法了，只好从中国引进华人。

政府考虑得挺好，让中国的孩子从小在新加坡读书，这样他们长大了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认同感、归属感。孩子小，需要有人照顾，就让妈妈跟着过来，在这边工作，同时照顾孩子。但政府没有想到，那些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少妇，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在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需要有人关怀的，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事多了就成了社会问题。

新加坡人对新移民的态度如何？这要看什么行业。有些行业，比如建筑业，新加坡人自己不愿做，怕苦，中国人来做，工钱又低，新加坡人很高兴；在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行业，如报业，大家都是同事，相处得很好。我们前边说的“边缘人”并不排斥新移民。真正排斥新移民的是那些完全“洋化”的人，他们鄙视中华文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新移民抢了新加坡人饭碗的就是这种人。他们受西方教育，希望“全盘西化”。

但是新加坡政府不是完全西方标准的政府。它是有选择的“西化”。在管理制度方面西化，但在伦理方面，又因守着儒家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标准。老百姓不要管政治的事，政治交给精英人物来操心，你只是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大选的时候呼吁老百姓要关心政治，别忘了投票给执政党。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关心”。所以说，新加坡政府还没有走出家长治的政治模式。

应该说，李光耀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是一种家长心态，把人民当成孩子，什么事都考虑到了。怕老百姓没钱养老，设立CPF基金，在经济好的时候，CPF缴纳达到25%+25%，即个人交25%，政府(公司)补贴25%，相当于增加了25%的工资，这些钱里近一半是养老金。年轻人找不到对象政府要着急，结婚不生孩子政府也要着急。父母什么事都管到了，这种环境培养的孩子自理能力差，遇事不知所措。新加坡的现状就象飞禽公园，上面有一张大网，好鸟飞不出去，恶鸟飞不进来。新加坡政府的家长心态根深蒂固，对孩子的关爱是根深蒂固；同时也认为自己是父母，所以应该永远在台上——你见过谁换父母的？

20多年前，新加坡曾发起过“讲华语运动”，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政府要关闭南洋大学，为避免引起社会震动，搞了这么一个“运动”。南洋大学当时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政府要关掉它，很多人反对。政府说了：“我不是反对中华文化的呀，你看我不是在提倡讲华语吗？”后来又搞了一个新的“讲华语运动”，是要提醒华人的民族意识。以前华人的身份证都是英文的，没有华文。后来华人的身份证上都要求加上华文名字，提醒人们别忘了自己是华人，要保持华人政权。这里面是不是有中国崛起的原因，不好说，也许很小吧，因为没人这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