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来看结构性改革，这也是不出台刺激与去杠杆的叠加之后必然指向。李克强去年年末呼吁“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为他赢得不少加分。回顾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改革可谓核心动力，其效应超过人口红利、加入WTO等因素。问题在于，当改革由浅水区步入深水区之后，也意味着容易的路都走完了，留给中国的时间却又倍加紧急。改革可谓民间近年最大的呼声，这或许反衬出改革的动力不足、阻力过大。

从“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三方面来看，解决方案难言定型，那么我们在谈论李克强经济学的时候，到底是在谈论什么呢？评议李克强经济学，是以当下的方向作为标准，还是以日后的结果作为考核？

回顾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等等词汇来说，一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命名的经济学，不仅在于其名字与位置，更在于其对应的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来说，日后审视现代中国经济史，朱镕基经济学少不了有一席之地，而李克强经济学尚在建构之中。

的确，从李克强对于经济形势的诸多判断而言，他对于中国经济产能过剩、行政管制过多、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忧巨大等因素有清晰认识。历史总是残忍而公正的，最终能让李克强经济学得到定义和承认的标杆，并非来自问题诊断，而是其施政成果。

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设计出可以被当前政治权力格局容纳、被社会大众认可、令各方激励兼容的改革方案，难度巨大。这一方案至少要回答如下问题：如何使用放权式刺激政策维护基本增速？如何解决金融市场双轨制问题？如何以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只有当这样的具体方案出台的时候，李克强经济学才真正成型。

政策出台慢一点，也意味着给改革多一点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美国经济学巴里 诺顿长期关注中国经济转型，他曾经有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国政策执行者往往更为看重决断力（decisiveness）而不是可信性（credibility）。我认为这一判断很敏锐，在市场经济的草根时代，决断力或许更为有力，随着中国步入一个重构规则的时代，那么可信度的重要性也也就随之上升。一个有可信度的政策制定者，才能在博弈之中赢得更多支持，往往也能够更好地维持市场的规则。

迄今为止，各界对这位法学背景的经济学博士期望不低，高期待更需要落地，与其骤然出台影响重大的错误决策，徐图正确的改革方案更为合理。尽管被视为一位平民总理，但中国民众对于李克强的个性仍缺乏深入了解，FT中文网采访李克强的大学同班同学时，他曾透露了一个细节：“你看这些大学时的老照片。李克强拍集体照，几乎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他平时沉默，从不张扬，有学习上的问题问他，他有问必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近期出版《中国经济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