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民族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现实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民族问题上进行反思，首先要在理论层面反思。按照现在56个民族的政治框架，大家都把自己的“民族”看做是最核心的身份认同，这就很容易把遇到的经济利益、治安、文化保护、语言教学等问题都解读为政治化的民族关系问题。其实，少数族群保护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就业和发展、分享资源开发等权利，都可以在公民权利的范围内得以保障和实现。

沈桂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民族的概念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给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以民族国家的想象。民族区域自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条件。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先把民族分出来，再挖掘民族符号，并力图在民族之间创造平等，协调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做法不利于整合国家认同感，或者说没有在国家层面推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我认为，民族不是发展的，而是变迁的，同理，民族理论不应是“发展”理论，而是“变迁”理论。

诺布旺丹(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有一些词语在有意无意地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区分开。如“唐装”、“汉字”、“儒学”、“国学”等，这些都是汉族符号。

新疆出事时，我在西藏牧区做调研。在非常偏僻的地方，居然有老头、老太太都接触过“西藏独立”的话语，其实他们并不明白“西藏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出生在青海省贵德县的农村。那是个汉藏混居的地方，相互都能说对方的语言。那时候，我们没感觉汉藏有什么区别。就是最近20年，媒体的宣传，给不少老百姓灌输了汉藏的区别。

民族自治应向区域自治过渡

厉声：民族政策的框架形成于60多年前，今天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思和调整都是需要的。但民族政策又是国家根本的大政方针之一，非常敏感，任何调整都必须慎重。建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形势变得复杂，境外渗透情况也趋于严重。苏联解体后，中国对民族政策曾有较大的反思。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核心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其发展的趋势是逐渐从民族自治向区域自治过渡。如何完善民族政策，因为涉及复杂的利益分配，还需要各民族共同探讨，特别是需要听从民族群众和干部的意见。

民族政策是治本的工作，调整和完善好民族政策，为新疆反分裂和反恐工作提供更好的基础。当然，治标是第一位，控制局面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但一定要标本兼治，治标不能妨碍治本。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引领少数民族群众方面会起到关键作用，当地民族干部的威信非常重要。涉及民族的事务必须尊重民族自身的“觉悟”和“自愿”，我们不能包办，更不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