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6】

小结

前面提供的大量数据证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在社会保护方面，中国在过去10余年确确实实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为了使这个大跃进一目了然，图18展现了2000～2012年间的两组数据：一组是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60 另一组是该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看到，在短短13年间，前一组数据从不到5000亿增至近55000亿，增加了近11倍。也许有人会说，这组数据之所以增长率高，是因为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快速增长。这固然没有错，中国的经济总量确实在此期间翻了好几番;但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与GDP并不是同步增长，而是比本来就增长很快的后者增长速度高得多。这使得该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猛增至2012年的10.5%。

图18将当今的中国与十几年前的中国进行对比，显示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经历了一场大跃进。这个大跃进还可以从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看出。图19中有关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数据来自《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61 中国的数据来自笔者的计算。它显示，2000年时，中国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印度现在的情形相仿;到2005年，中国超越亚太地区现今的平均值;到2010年，中国超越世界当今的平均值;到2012年，中国超越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了中东地区的平均值。在过去1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连续跨过三道门槛，现在正在追赶俄罗斯与巴西目前的水平。除个别例外，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支出现在仅低于两类经济体，即欧美发达经济体与前苏东经济体。在138个有数据的经济体中，可以排在60位左右。

无论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作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国家的进行横向比较，都可无可争辩地表明，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大跃进。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依据的，因为当时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的公共支出确实比大多数国家低。但如果这些人今天依然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等于说，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低福利”国家。问题是，如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低福利”国家，多低才是低、多高才算高呢?高低总是相对的，没搞清客观的衡量标准便奢谈“高”、“低”，无异于信口开河。

西方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低福利”国家，因为西方有关社会保护与福利文献往往将竞争性的选举看作决定社会保障广度与力度的关键因素，似乎只有在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政府才可能回应选民的呼声;似乎只有引入竞争性选举才构成加强社会保护的必要条件。62 图19证明，这种看法毫无根据。否则便无法解释，在社会保护方面，为什么一大批被贴上“民主”标签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印尼、韩国等)却落到了中国的后面。因不能否认中国社会保护的程度有所提高，用西方主流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人也许会争辩说，中国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政权当然对各种政体都至关重要，但如果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而保住政权，当权者理性的选择应当是缓步提高社会保护水平，因为在社会保护方面，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保护，民众是难以接受倒退的。“保住政权”说也许可以用来解释那些社会保护缓慢、逐步扩大的例子，但它显然无法解释中国过去10余年在社保方面的大跃进。

其实，只要不受西方主流思潮的束缚，要解释这个大跃进并不难。社会保护是人类生活的内在需求，63 也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热切期盼;“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现阶段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2000年前后处于“低福利”状态，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是中国的制度特征。实际上，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一度影响中国的政策思路，才使得中国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才导致“低福利”局面的出现;但“低福利”局面也催生了此后蓬勃的反向运动。64 自新世纪以来，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内部差异性如此巨大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期里，推动如此广泛深刻、顺应民心的变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变化的环境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力，65 对民众的需求具有相当强的回应性。今天，中国在社会保护方面还存在大量深层次的问题，民众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保护还有十分强烈的愿望。只要这种压力继续存在，只要中国体制的适应力与回应性不退化，可以预期，中国梦未来定会一步步变成惠及亿万百姓的现实。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