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中國的文字多麼博大精深。很多詞好像稍微改動一下，“意境”就大為不一樣了。比如：用“下崗”、“待業”來取代“失業”﹔用“待富者”取代“窮人”﹔用“失足女”代替“賣淫女”﹔用“負增長”代替“下滑”。別說“罰款”，要說就說“執法”﹔別說“漲價”，要說就說“調價”﹔別說“停滯”，要說就說“零增長”﹔別說“跑官要官”，要說就說“要求進步”﹔別說“瀆職”，要說就說“管理不到位”﹔別說“權力是上級給的”，要說就說“人民賦予”。有的時方，甚至管打麻將叫“政治學習”，與情婦幽會是過“組織生活”。

由於問責機制缺位，幾十年來，官員說謊不僅很難受到懲處，甚至不少官員還因為說謊的本事而高升，這更使得官員們有恃無恐。比如在文革中，本來是“閉關自守”、“關河空鎖祖龍居”，我們卻叫它“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外國的月亮豈比中國圓”﹔本來是民不聊生，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我們卻贊它“形勢大好，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大批老干部、科學家被關進牛棚，下放勞動，我們卻稱他是“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今天我們誰不知道這是顛倒黑白，然而實在讓人悲哀的是，當時我們中許多人照樣“風擺柳”似的跟著說了、喊了、寫了、實打實招了……

中國近代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即使被真相傷害，也總比被謊言安慰來得好。反對謊言，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太多的教訓。為了確保謊言的暢通無阻，公權總是啟動更大的力量，在新的事實和証據面前，編造更多的謊言和欺騙來補圓前一個環節的漏洞。這樣，摧毀証據，摧毀事實，摧毀真理，往往就成了慣性的選擇。而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也許我們都應該反思一下：為什麼出事后總能發現官員說謊話假話，而鼓勵他們說謊的文化思想體制卻依然強大？

要讓官員們誠信起來，就得要有一個面對撒謊的官員決不放過的責任體系。這個體系中最不可或缺的，絕不是紀律責任或行政責任——而隻能是司法責任和選舉責任。隻有司法真正擁有獨立權，不看上面的眼色就能“違法必究”﹔隻有民眾真正握有選舉權，不看官家的眼色就能將妄語的官員隔絕於官場，官員才會少說謊，才不會習慣性的“閉著眼睛說謊”。

（注：本文轉載自“風青楊-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