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街青年，追風逐日。

　　尤記二十年前的一個五四青年節，我在紅安一中讀書，日復一日繁重的復習與考試，霸佔了我幾乎所有的天空。好不容易輕鬆一日，陰天轉晴，格外注目。那時候的青年節熱烈奔放，銳氣逼人。我老家的小縣城裡，到處是青年，騎著自行車三五成群的，騎摩托帶個美女呼嘯而過的，在震天的喇叭聲中逛街的，三三兩兩坐在廣場上聊天唱歌的，充滿了人間氣息，世俗而熱烈，熙熙攘攘，人山人海。

　　二十年后的青年節，我已屆中年，漫步京城街頭，除了一些官方和商家的宣傳之外，似乎已經沒有多少青年來關注這個節日了，大街上車流依舊，卻已經沒有熱烈的人潮。也許在一個追逐金錢名位的社會，激情日漸消退，但是，更讓人冷汗淋漓的是，舉國之中，青年人口似乎已呈萎縮之勢。我在物美超市隨機清點了下出口買單處排隊的人流，赫然發現，青年人竟然已經成為少數派了，多的是中老年。

　　京都如此，小城市更是青年凋敝。

　　中國的青年都到哪裡去了？

　　青年節裡的中國，為什麼不再有滿街少年？

　　更為吊詭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活力，似乎與青年比例相輔相成，近年來，中國改革的停滯乃至部分倒退背后，其實就是伴隨著青年人口的萎縮。

　　不僅是改革時代，由此上溯到革命時代，革命事業的克成大功，亦與青年勢力的消長命懸一線。

　　中國近代以來，能夠不停革命，最后克成建國大業，完成民族與民主的初步革命，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良好的人口結構。

　　從清末到建國前夕，中國人口大約在5億左右，佔當時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人口結構以青年為主。

　　擁有青年，才是國家未來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由此，縱使舊中國千瘡百孔，無數仁人志士，亦對中國滿懷熱望。在1900年，百年之交，當時清廷已經行將就木，中國即被被瓜分豆剖之際，梁啟超尚飽含熱情地寫下千古名文《少年中國說》，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氣度雄偉地規劃中國未來，毛澤東敢於預言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即將出生的嬰兒，是噴薄欲出的朝陽。方志敏敢於想象未來“可愛的中國”。

　　那時候，中國確實有資本想象美好的未來。

　　在百年來的幾次大的國內革命和對外戰爭中，中國最后勝利，決定權就在於青年。

　　作為二戰時中國最大的對手，日本戰死500萬，佔其總人口的7%，而中國縱使軍民死亡3000萬，也隻佔總人口的6%,當時，中國人口結構，30歲以下人口，為70%以上。

　　充足的青年人口，使中國人民有足夠的資本，敢於對抗一切勢力。孫中山初創共和，毛澤東再造共和，均借重了當時的人口優勢。

　　抗美援朝的勝利，亦得益於中國人口結構，所以敢於打死仗，前赴后繼，勇士不絕，推動士氣高漲，連世界第一軍事強國，亦不得不折腰，不敢與中國比拼人口消耗。

　　青年成就革命，絕非虛言。

　　以本人的羅氏家族為例，本人祖父輩兄弟四人（祖輩女性長輩不可考，暫略），大爺爺在家務農，二爺爺參加紅軍，大革命時期即做到了連長，最后因為眼睛被打瞎一隻而隱居山野，最終逃過國民黨追殺，祖父是老三，也參加了革命，建國后成為當地大隊長，四爺爺在武漢經商，一家兄弟四人，兩人參加革命，剩下兩兄弟，足以給父母養老，以及應付其他家族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