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先確定方向和進程，再豐富和發展其內容和意涵的過程。解讀新型大國關系包含的積極意義，要更多通過相關的文本解讀和預估發展趨勢來做出判斷，將戰略願景變成現實行動。中國有學者就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設，可以是一個先有遠景，並逐漸填充內容的過程。從實質內容上說，新型大國關系有不同的層面，包括“就是論事”式的事務層面的新型大國關系，以及上升到對雙邊關系的認知和定位發生根本改變的關系層面的新型大國關系。也有學者強調，在結構性矛盾突出和戰略互信相對缺乏的情況下，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實際上要求我們對這一關系進行過程管理，就是管理中美互動，並在過程中逐漸形成有效的管理機制和管理規則，這應該是新型大國關系建設的本質內容。

　　最后，雙方能否建立戰略互信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大難點。如學者普遍的認識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雙方應加強溝通、增進相互理解、減少和消除各種認識誤區，從而增強戰略互信、減少和化解非理性戰略焦慮。此前中國有高層官員撰文指出，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存在巨大“赤字”。但是，財政赤字可以扭轉為財政盈余，信任赤字也是如此，關鍵是如何經營和培育。如果總是講戰略互疑，戰略信任自然建立不起來。當前雙方在戰略意圖上仍存在認知差異（perception gap）。錯誤認知是導致安全困境和發生危機的重要因素，因此，雙方需要更多的平台和場所進行交流、對話和溝通，闡述各自的立場，降低直至消除認知差異。美國也應認識到孤立中國、圍堵中國、遏制中國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全球化高度深化、相互依賴程度如此密切的當今世界，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下，中國將改革開放和和平發展作為兩大國策，從內部結構的穩定來看，這有利於國內均衡的可持續發展﹔從外部結構的安全來看，這是中國對世界提供的機遇和做出的貢獻。如中國開放的市場，對外的大量投資等。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為中國提供了機遇。亞洲金融危機可以說是確立了中國在亞洲的地位，而全球金融危機則將中國推向了世界，其影響力顯著提高。但基於“國內發展—國際互動”的關聯性，中國仍要將更多精力專注於內部的改革、發展和治理上。而美國也面臨著在國內推動諸如移民、醫療、稅收、開支等領域改革的挑戰。正如紐約大學教授斯賓塞指出，雖然中美兩國面臨調整各自經濟結構的挑戰，但雙方都致力於重建可持續的增長和就業模式，建立更為緊密、互惠的雙邊經貿關系，這將對中美兩國各自經濟的成功帶來實質性貢獻，並對全球其他經濟體帶來積極的溢出效應。（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