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前，新加坡大量的剩余資本沒有出路。美國本身經濟就非常強，去美國投資是開玩笑。日本不開放資本市場，它隻想掙別人的錢，但不允許別人掙它的錢。中國改革開放后，新加坡政府鼓勵到中國投資，降低自身經濟對美日的依賴。但中國沒有游戲規則，是在游戲中建立規則，比如中國的股票市場，簡直沒法說。中國的經濟還有一個特有的現象就是裁判參加比賽，即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這樣別人還怎麼比！

新加坡人有一種合約崇拜，認為隻要簽了合約大家都會遵守，一切OK﹔但中國人不守約，經常設一些陷阱，玩文字游戲。簽約后，中國人不想遵守，他會對新加坡人說：

“我們已經簽了約，已經是可以合作的朋友了，對不對？”

“對。”

“既然是朋友，就應該互相體諒，對不對？”

新加坡人莫名其妙，但還是說：“對。”

“那好，這份合約有些地方我們認為對我們不利，需要修改一下，請你體諒…”

新加坡人徹底無言，沒法與中國人做生意。但是，同樣的情況，台灣人和香港人卻如魚得水。

曾經有一個新加坡人擔任酒店經理，接到電力部門的通知，說是晚上要停電。這個新加坡經理就抓緊時間安排有關事宜，准備蠟燭，每個房間都要檢查一遍，盡量把對旅客的影響降到最小。但是到了晚上，滿大街電燈都不亮了，卻發現台灣人和香港人經營的酒店燈火通明。這位經理非常奇怪，打電話一問，那邊就說了：“我和電力局某某人關系非常好，遇到這種事情當然要關照了……”而且很不理解，為什麼新加坡經理不去疏通這些關系——跑江湖還要拜碼頭哪！

可是新加坡人不敢做這些事，因為公家沒有這方面的支出，個人掏腰包肯定不會干。所以就有人跑到政府那裡訴苦了，當時李光耀還在任上，想出一個辦法，既然不好與中國的地方政府打交道，那麼我們可以出錢，在中國建一個特區，用新加坡的管理制度，新加坡人可以到那裡去經營。通過外交途徑，與中央政府協商，中央很支持，這就是蘇州工業園區的來歷。在選址方面曾經有過考慮，吳作棟是希望在山東半島，威海、煙台一帶，他認為山東人比較重信譽。后來考慮到上海人才濟濟，新加坡缺少的就是人才，所以希望離上海近一點。但上海地皮太貴，就選在蘇州。離上海一兩個小時的車程，比較近，還能利用上海的人材優勢。但是蘇州地方政府正在辦一個蘇州新區，把新加坡的這個蘇州工業園看成是自己父親與別的女人生的孩子，從心裡有一種排斥感。后來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蘇州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壓低蘇州新區的租金，讓蘇州工業園生存不下去。李光耀為此跑到北京告狀，找過江澤民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但最終沒有解決。后來不得不將這個工業園交給蘇州政府經營。這時候，蘇州政府也不壓價了，兩邊一樣高，還埋怨新加坡人：“你們就不能有點耐心嗎？兩年不到就搞不下去了，你看我們這不掙錢了？”新加坡隻能打落牙往肚子裡咽。

這件事情新加坡也要檢討。個別新加坡人對中國人有一種優越感，他們是受西方教育，不了解中國近代歷史，可是身居高位。他們到中國去講：“我們的工業園完全是新加坡的管理模式，除了沒有新加坡的軍隊，一切都按新加坡的來做……”這不由得讓中國人想起外國人在中國的租界。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刺傷了幾代中國人的心。這些人的言行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也是造成蘇州工業園困境的一個原因。從此新加坡特別強調政府官員要讀中國近代史。

對於華人文化，老一代華人很珍惜，新一代受西式教育影響，就有點洋化了。具體說，新加坡人分為三種，有點象橄欖，兩頭細，中間粗。第一種是受傳統華文教育的，都是一些老人，屬於不受保護的稀有品種﹔第二種是邊緣人，他們游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現在大多數年青人都屬於這類人，他們既懂得華文，又懂得英文，具有優勢﹔第三種是徹底洋化的，他們排斥中華文化，以自己的黃皮膚為恥，恨不得立即變為白色人種，這種人也是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