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不希望華人放棄自己的文化，力圖保持華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早期因為地方小國力弱，不希望人口過度增加，所以提出一對夫婦隻生兩個孩子的政策。華人比較聽話，讓生兩個就隻生兩個，所以人口下降，這就導致政治危機。因為新加坡是從馬來西亞分出來的，華人佔多數才保証不會象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華人那樣受到歧視。而華人的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可能會導致新加坡的馬來化。馬來人信仰伊斯蘭教，認為孩子是神明賜予的天使，能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孩子多了，經濟能力有限，很多人供不起自己的孩子上學，任由他們在街頭流浪，導致馬來人犯罪率較高。

政府對此非常頭痛，一旦馬來人煽動鬧事，他會問：“看，住洋房別墅的是什麼人？是華人！監獄裡關的是什麼人？馬來人！為什麼馬來兄弟要受到這種歧視？”這就會引起民族矛盾，給馬來西亞和印尼介入新加坡事務提供借口。后來李光耀想出一系列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讓馬來人不要娶第二個老婆。這事要通過回教理事會，審查馬來人的財產狀況，如果証明他養不起那麼多老婆，自然就不能批准。其次，是解決馬來人的教育問題。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從小學到大學都不需要繳納學費的，這樣很多馬來人家庭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學。受的教育多了，就能夠找到比較好的工作，能養活自己和家庭，犯罪率也就降下來了。

現在，年輕華人受到教育比較高，他們更加追求個人的享受，很多家庭不要生孩子。加上新加坡是英文教育，到一些西方國家工作比較方便，年輕人跑到國外去，導致新加坡社會老齡化加劇。政府開始鼓勵華人多生，第一個、第二個孩子都有幾千塊獎勵，生第三個孩子好像獎勵3萬新幣，這些錢存在孩子的戶頭裡，上學時作為教育基金。但華人還是不生。沒辦法了，隻好從中國引進華人。

政府考慮得挺好，讓中國的孩子從小在新加坡讀書，這樣他們長大了對這個國家有一定的認同感、歸屬感。孩子小，需要有人照顧，就讓媽媽跟著過來，在這邊工作，同時照顧孩子。但政府沒有想到，那些二十多歲、三十出頭的少婦，獨自帶著孩子生活在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需要有人關懷的，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的事多了就成了社會問題。

新加坡人對新移民的態度如何？這要看什麼行業。有些行業，比如建筑業，新加坡人自己不願做，怕苦，中國人來做，工錢又低，新加坡人很高興﹔在文化層次比較高的行業，如報業，大家都是同事，相處得很好。我們前邊說的“邊緣人”並不排斥新移民。真正排斥新移民的是那些完全“洋化”的人，他們鄙視中華文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責新移民搶了新加坡人飯碗的就是這種人。他們受西方教育，希望“全盤西化”。

但是新加坡政府不是完全西方標准的政府。它是有選擇的“西化”。在管理制度方面西化，但在倫理方面，又因守著儒家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標准。老百姓不要管政治的事，政治交給精英人物來操心，你只是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大選的時候呼吁老百姓要關心政治，別忘了投票給執政黨。這是一種選擇性的“關心”。所以說，新加坡政府還沒有走出家長治的政治模式。

應該說，李光耀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父親，他是一種家長心態，把人民當成孩子，什麼事都考慮到了。怕老百姓沒錢養老，設立CPF基金，在經濟好的時候，CPF繳納達到25%+25%，即個人交25%，政府(公司)補貼25%，相當於增加了25%的工資，這些錢裡近一半是養老金。年輕人找不到對象政府要著急，結婚不生孩子政府也要著急。父母什麼事都管到了，這種環境培養的孩子自理能力差，遇事不知所措。新加坡的現狀就象飛禽公園，上面有一張大網，好鳥飛不出去，惡鳥飛不進來。新加坡政府的家長心態根深蒂固，對孩子的關愛是根深蒂固﹔同時也認為自己是父母，所以應該永遠在台上——你見過誰換父母的？

20多年前，新加坡曾發起過“講華語運動”，不過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時政府要關閉南洋大學，為避免引起社會震動，搞了這麼一個“運動”。南洋大學當時是維護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政府要關掉它，很多人反對。政府說了：“我不是反對中華文化的呀，你看我不是在提倡講華語嗎？”后來又搞了一個新的“講華語運動”，是要提醒華人的民族意識。以前華人的身份証都是英文的，沒有華文。后來華人的身份証上都要求加上華文名字，提醒人們別忘了自己是華人，要保持華人政權。這裡面是不是有中國崛起的原因，不好說，也許很小吧，因為沒人這樣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