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電影票房頻現好片遇冷、爛片見漲的怪相，有媒體稱之為“口紅效應”----即在整體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一些廉價的非必需品反而有很好的銷路。近日，“刷新爛片底線”卻賺得兩億票房贏得盆滿缽滿的《富春山居圖》堪稱這一典范。相形之下，另一部“零差評”、獲獎無數的台灣電影《逆光飛翔》的排片量低的離譜，票房更是慘不忍睹。在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一部廣受惡評的片子成為票房“奇葩”，而好片卻被爛片擊落的無處藏身，真是一道很有意思的文化景觀。

《富春》由中影集團和寰亞電影參與投資拍攝，制作及宣發成本龐大，雖由從未拍過電影、名不見經傳的導演拍攝完成，但挑大梁的劉德華、林志玲兩位影界頗具票房號召力的“一哥”、“一姐”構成了吸金的主要元素﹔《逆光》則是一部投資800萬的小成本電影，主創陣容除了出品人王家衛以外，導演、演員皆是寂寂無名的新人，講述的是人在面臨尊嚴和生活等種種挑戰時追尋夢想的故事。該劇憑借生動的劇情和優質的精神指向，一路斬獲包括韓國釜山影展、台灣金馬獎等14個海內外電影獎項。

《富春》和《逆光》恰似一對冤家，前者贏了票房，失了口碑﹔后者贏了口碑卻失了票房。據筆者了解，《逆光》的遭遇並非個案，早在2011年，口碑之作《鋼的琴》上映時即遇冷，不少慕名而來的觀眾隻能趕早場或晚場才能看到電影，最終該片的票房隻有400萬元﹔由霍建起導演的《秋之白華》上映期間，每天僅寥寥四五場。而文藝片《轉山》、《Hello！樹先生》等影片也曾遭遇排片少的尷尬。更有戲劇性的是，去年，一部無明星、無大投資、無話題的“三無”小成本電影《歲月無聲》悄然在全國上映，但影院排片極其不給力，在多家影城遭遇“一日游”的尷尬。情急之下，出品方隻好自找舞台，花了30萬元租演唱會場館辦萬人觀影活動，這種以向影院“叫板”來捍衛影片尊嚴的方式一度引起電影界的廣泛關注。

創作者們用豐滿的理想換來了現實的骨感。在筆者看來，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商業綁架了票房，大量資本的涌入正改變著中國電影的格局。一些投資巨大、宣傳強勢、知名度高、大腕雲集，具有商業“賣相”的影片，以強勢的面貌在各大院線佔據“霸主”地位，而其他中小投資、賣點不顯著、題材小眾的影片則淪為配角，院線這種一味追求票房不惜舍棄小成本佳片的主觀選擇，引導了中國電影的走勢﹔另外，過度的商業營銷也左右著市場和觀眾的審美價值取向。近幾年，網絡“水軍”、口碑營銷也越做越大，網上甚至出現了“十萬就可熱炒一部電影”的宣傳語。有的片方雇用水軍，成立“口碑維護團”，在各電影評分網上為該影片打高分，在“水軍刷分”這種潛規則的操控下，一些“投資不多、導演沒有過成功作品、故事很一般”的電影，也都獲得票房大賣。此外，體制問題、電影市場不成熟等原因也導致了“爛片走紅，好片淪為炮灰”的尷尬局面。

網上曾流傳形容所謂“成功人士”的一句話，即“沒有靈魂的成功”，在筆者看來，類似《富春》這種成功的爛片就是“沒有靈魂的成功”的樣板。《富春》票房成功了，但影片的品質和靈魂何在？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這樣問道：如果不正義的人過得比正義的人更幸福，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成為一個正義的人？同理，如果華而不實、形式大於內容的爛片獲利最大最易成功，那麼誰還去吃虧拍那些吃力不討好的優質影片來涵養觀眾？長此以往，必將破壞中國電影生態，導致影界城門失守。

前些年，一個多年堅守電影理想、秉持自我風格的國內某著名導演在市場旗幟的召喚下轉型了，他像變了個人似地拍攝了多部充斥諸多商業元素的所謂“大片”，部分弱智但票房很高的影片引來影友的炮轟，很多觀眾表示自己被這種爛片“忽悠”了。面對指責，這位名導演反諷並回擊說，“我沒法扛起中國電影思想的大旗”。在筆者看來，中國電影不需要劣質的商業片，也不需要形而上的說教片，但減少視覺垃圾，營造影視藝術的審美空間，為觀眾奉獻出具備精妙故事結構、完整的邏輯、智慧的思維和直抵心靈的有一定品質的電影當屬每個電影工作者的文化自覺。

泡沫電影終究代替不了主流。值得欣慰的是，國內還有很多沒有被票房和商業綁架，電影裡有濃重的人文關懷和思考的電影人，正在孜孜以求的開墾電影聖地那片綠洲。像前不久在戛納獲獎的賈樟柯和他還未公映的影片《天注定》﹔馮小剛的《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張猛的《鋼的琴》﹔王競的《萬箭穿心》，以及正在上映的王家衛的《逆光飛翔》等等，都以中國電影獨特的藝術魅力和人性光輝載入中國電影的史冊。相信未來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成熟發育、電影觀眾的品位提升以及電影分眾化方向的發展，《逆光》等的悲劇將得以逆轉。

（注：本文轉載自“趙蘭兒--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