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4日發生軍事政變，民選總統穆爾西被趕下台，埃及軍方重新成為國家政治的主導性力量。盡管他們任命了最高憲法法院院長曼蘇爾這一非軍方人士擔任臨時總統，但軍方顯然在回到國家權力中心。埃及革命催生的民主憲法被宣布“暫停”。

埃及經過兩年的“政治兜風”，似乎回到原點。埃及有些人或許希望真能如此，但事實並非那樣。埃及走上了“民主革命”的不歸路，軍方在國家的政治角色同樣是破碎的，已經領導不了四分五裂的社會。軍方會很快成為新的被厭倦者，因此軍人們未必真敢放開手腳重整國家。

發展中國家政變通常被西方輿論譴責，但美歐方面這一次“寬恕”了埃及軍方。原因是后者推倒的是穆斯林兄弟會領袖。阿拉伯國家大多在兩條軌道上糾結地發展，一條是受西方世界影響的生活現代化，另一條是更徹底的宗教主義。革命后的自由讓埃及把這種糾結同現實政治利益的搏斗混亂地扭在一起。

然而沒有人會為埃及現在的糟糕局面負責。埃及革命在當時情況下注定要發生，西方做了推波助瀾，但“阿拉伯之春”的賬也不能都算到西方頭上。革命首先是埃及局勢走投無路下的自我爆發，那個國家當時沒有替換它的其他道路。

埃及將成為盡可能跳出革命動蕩后遺症的試驗場，這會影響世界輿論對現代條件下革命利弊的看法。埃及革命同利比亞和敘利亞不一樣，發生的流血很少，盡管之后的動蕩已經持續兩年多，但不少人仍對埃及較快擺脫危機，從此成為現代國家抱希望。

但現在人們能看到的幾乎所有條件都是負面的。除了憲法剛制定出來就被拋棄的出爾反爾，輿論普遍預測一向激進的穆兄會不會咽下這口氣，一些觀察家甚至擔心穆兄會一旦受到壓制會走上恐怖主義道路，那將是埃及乃至中東局勢的新災難。

人們可以設想，一個埃及民眾普選出來的總統，執政僅一年，雖沒建立功勛，但也沒犯大錯，他的反對派上街一鬧，軍隊就可以用民主和人民的名義廢黜他，這樣的民主政治還有多少信用，埃及人怎能不進一步按政治利益劃線、歸隊？

如果說軍方的目的是要遏制宗教主義思想的蔓延，就更與埃及新的民主制度形成悖論。伊斯蘭教就是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隻有威權能對它的影響做調劑，而威權又是埃及革命極力打倒的。埃及又要民主制度，又要阻止穆兄會的宗教主張影響社會，這當中的嚴重自我沖突豈是一次政變就能釋放得了的。

埃及的確正在成為世界政治的“教科書”。政變可以有好壞之分嗎？隨便中止民主憲法可以成為民主發展的正面推動嗎？此外，伊斯蘭社會該如何同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經驗對接，阿拉伯世界是否兜多大的圈最終也要往自己的文化回歸，這些問題的實際答案對發展中國家有重要參鑒意義。

西式民主制度已經多年沒有在發展中國家有新的引進樣板了。一方面，新照搬西式做法的國家大多栽了跟頭。另一方面，民主的基本含義得到更廣范圍的傳播。民主作為意識形態和作為政治制度顯然並非統一物，圍繞它們的爭議和實踐十分復雜。

埃及在這種時候以激蕩的政治表現吸引了世界。人們希望從它那裡得到某種結論。埃及今天的混亂同穆巴拉克時代形成倉促對比，其實並不足以說明什麼。影響革命評價的真正原因是人們對它未來的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