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代》

　　□陳寧遠 自由撰稿人

　　星期天中午在上海崇明喝完老酒，稀裡糊涂地就被拉去看郭敬明的電影《小時代》，然后稀裡糊涂就看完了。本來我以為，可能會硬著頭皮看完這據說是極為庸俗、物質欲極強的電影，但實際上沒有。我的感覺隨著電影漫無邊際地在俊男美女之間游移。對於電影裡的人物及其情節看前一概不知，看后似乎也忘得差不多了，隻記得他們或她們都是帥哥和美女，他們在一起辦了一台有點小波折的晚會，晚會有驚無險地結束，電影也結束了。我的90后的兒子對我看這部電影有個評價：腦殘。我承認也許我腦殘，但卻不是腦殘才去看這部電影，而是看后發現自己有點腦殘，因為我實在是太落后於這部電影所標出的小時代裡的霓裳艷影。

　　比如這部電影裡的主要演員，美女我隻知道大陸的一位叫楊冪，其余的無論是大陸的還是台灣的，無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他們或她們叫什麼，有什麼來歷？他們或她們為什麼因為郭敬明，一個小矮個子的人，就成為一種專屬的、屬於郭粉的時尚。

　　我從來沒有看過郭敬明的小說以及別的什麼文章，說實話不是硬著頭皮看與不看的問題，而就不知道要去看看。但即便如此，我也從來不認為這位先生寫的、通過電影而被我知道的《小時代》，就一定在韓寒面前顯得那麼不堪。我看過韓寒的文章，比如他的小說《三重門》和他的博客，但說心裡話我覺得他們沒有什麼高下之分。

　　無非是韓寒以諷刺和批評口氣在說什麼，有點公知的樣子，而那不過是在媚雅﹔郭敬明則粉嫩粉嫩地直接媚俗，豪車游艇，但他們委實沒有什麼高下，都是當下文藝市場的細分消費品，隻不過客戶群體不一樣。也許韓寒朦朦朧朧地被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或者裝著自己可以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比如我90后的兒子之類的高中生)喜歡了，而郭敬明直接被渴望物質的人喜歡了，這有點區別，但這點區別也就是奶油冰激凌和可可冰激凌的區別，無論他們自己怎麼看他們的差別，都成不了香煙和雪茄的差別———而拿他們去談什麼思想，更像是笑話。因為真正的思想是無用的和沒有顏色的，既不是響亮的、令自己高高在上批判，也不是充滿物質性的庸俗的、肥艷的意淫，而就是無濟於事的，是枯燥的，少人感興趣的無濟於事。

　　今年是中國電影市場爆炸式增長的一年，票房如此之火，叫好的人看到了中國文化多年積累的成就，面孔嚴肅的人卻看到電影裡思想的貧瘠。但這都是誤讀，這不過是早些年，拿韓寒和郭敬明的小說進行比較得不出什麼高明的結論，在如今電影市場的翻版而已。

　　做文藝產品，或者說做文化事業最高理想標准是什麼呢？是流行，是嚴肅，還是別的什麼，我想真是很難界定的。我要說稀裡糊涂就好，肯定是通不過的答案。但在做文藝產品時，時刻懷抱某種理想而思索追求文藝之所以是文藝的精神的終極關懷，是否會有點大而不當？是否有偽裝成非同凡俗的嫌疑呢？而直截了當像郭敬明這樣粉嫩和肉感，似有某種脫鉤，因為不合文藝一般都要有點終極關懷的套路，而這種不合從來是不入主流的、正統文藝批評法眼的。這就如同金庸的小說擁有比莫言更多的文藝市場，但恐怕也沒有誰會想到他能進入諾貝爾文學獎某種看不見、摸不著的邊際裡。

　　韓寒和郭敬明本身無所謂在這樣的邊際裡，把他們搞在這樣的邊際糾纏不清，可能是中國文藝人士真的貧瘠。要知道為好萊塢寫劇本過日子的福克納，他的劇本是讀不懂他的小說的。而把貌似在思考的韓寒和看上去根本不思考的郭敬明混為一體，進行有無思想的辯解，說明中國就還沒有真正的思想，因為這說明中國的知識分子還不敢承認真正的思想對現實是毫無作用的。

　　搞著毫無作用無濟於事的東西，還想驕傲地在流行文藝產品裡討論出精神作用之深遠，非等閑可知，是多麼的自大和無聊。這樣的品格和素養，比之《金瓶梅》時代肉欲橫飛的明代那是大大不如。因為那時，尚有對理學家的諷喻詩雲：“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此詩所表達出的理學家的心態或實際形象，盡管直接看有點頹廢和僵化，但掩藏不住內心的蒼涼和無奈。盡管那時無濟於事的精神制造者們，並不甘心無濟於事，並不完全承認精神的無濟於事———於是乎，想到橫豎死總是可由著精神制造者自我控制的。除死之外，總不能不說點什麼吧？沉默是不行的。這不僅因為有要為天地立言的雄心，更因為“妙言是銀、沉默是金”的鼓勵，還總不免暗示另一種說法亦成立———那便是精神的制造者們自己也可能真的默認：精神本就無濟於事。這是如何能使得的？死也不能承認，死也比這強。從漢朝的尚氣節，到宋明的談心性，核心的問題就是用死維護精神。用死來說精神不是無濟於事的，用死來表明精神是偉大的。

　　海德格爾或許於此並不驕傲，他好象很老實的。因為他公開認為“人可以說的，隻有哲學不是什麼，哲學不能作什麼”(《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盡管對於哲學的定義有各種，但把哲學看成是精神的最好代表(並不比其它文藝產品稍讓)之一，也許爭論不那麼難於統一。於是海德格爾的為精神公開示弱的話，作如下翻譯性陳述可能不算曲解：精神不是什麼，也無能於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