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名青年作家郭敬明執導他的同名暢銷小說《小時代》，影片票房創下三天破兩億人民幣、六天過三億的奇觀。

好奇進影院看看，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確認自己的青春是回不去了，二是搞不清這到底是大陸片還是台灣偶像劇。

影片講述四個高中升大學的女生的懷春故事，帥男美女輪番出場，上海新潮地標讓人目不暇給、鏡頭花哨得像拍MTV，但人物的靈魂單薄如紙、時代的深度完全感受不到。

富二代、友情愛情、有淚有笑、時尚名牌、地毯是芬迪的，毛毯是愛馬仕的，喝水的杯子要3800元人民幣（784新元），當下青春童話夢該有的元素或許都齊了。但對於“70后”或年紀更大的人來說，那些孩子們的情感挫折與物質欲望的糾葛，若放在時代洪流的大背景下，實在是無病呻吟，難引起共鳴。

倒是坐我隔壁的兩個小女生看得津津有味，幾乎一有美男美女出場，她們都叫得出名字，然后嘰裡咕嚕地品頭論足。

怪不得，《小時代》在微博上劃出了兩個群體之間的鴻溝，一邊是年齡偏大，被罵成“老不死”的中年群體，那一邊是年齡偏小，被罵成“腦殘”的年輕群體。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下屬的人民網官方微博更尖酸刻薄地問道：“誰能說說《小時代》講的是什麼？”

除了宣揚物質追求和包裝美男美女外，真不知道影片想探討什麼主題或釋放什麼信息。但最讓人納悶的是，這樣的片子在主流輿論講究邏輯思維嚴肅嚴謹的社會裡，何以能創下票房佳績？除了商業操作和鐵杆粉絲捧場外，還有什麼深層次原因？

看電影，往往看的不僅是一部電影，而是看到社會現實的縮影，又或是看到現實與夢想的差距，然后影片寄予了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小時代》估計兩者皆有，物欲橫流是赤裸現實，過分華麗的包裝卻又脫離現實，片子中的男女幾乎都對生活中的生存問題沒有概念。

影片名字為《小時代》，或許已明示了它是一部不符合中國大國形象的片子。它無意反思文革或國共內戰等沉重的歷史題材、不願探討民族大義的大課題、更無意宣傳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它就是一部自拍自爽、單純商業化的青春片，勾勒出一個美得冒泡的上海大都會時尚生活。

有別於官方一再宣傳的中國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調子，這是一部標准的“個人夢”影片，講的是一個“我世代”的個人夢，一個以“我”為中心的“小時代”。

影片如此賣座，說明了這個崇尚集體主義、凡事講究以大局為重的大國，早已迎來了對集體、對政治不感興趣，把注意力轉向了個體私生活的“我世代”，而他們正在成為中國消費主力。至少電影市場可能是如此。

這個“80”后、“90”后的群體受惠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套用郭敬明的話，他們的成長與青春“充斥了各種各樣讓你眼花繚亂的物質。這是我們父輩所不會面對的問題 ”，父輩不能給獨生子女一代完整的經驗解釋，因此年輕人注定要孤獨地去面對“物質的困惑”。

他們將自己的小時代與國家的大時代切割，對左右之爭、憲政、改革不感興趣，隻關注何時能搜刮下一件衣服、下一個包、下一台游戲機。當這一代人成為中產階級或既得利益受益群體之后，他們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又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民主進程或社會氛圍帶來什麼影響？在“小時代”中成長的他們，是否會積極推動社會和政治改革？

知名影評人周黎明發表題為《這是一個物欲橫流的“小時代”嗎》的博文，稱《小時代》的炫富和堆砌達到一種病態的境界”，並指郭敬明對於富和美的觀念，“如同一個小時候挨過餓的人，長大后看到一桌子食品時垂涎欲滴，沒有淡定或自發的快樂，隻有病態的貪婪”。

其實仔細想想，追求物質沒什麼錯，該質問的是追求物質的渠道和方式﹔炫富沒有錯，要追問的是累積財富的渠道和方式。相較於表面上學習雷鋒、滿口仁義道德，背地裡不知道干什麼鬼祟勾當的虛偽貪官，小時代的男男女女毫不掩飾對物質的崇拜和追求，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更真實的真我精神。

屬於“60后”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看過影片后，對來自四川自貢小城、在上海求學成名的郭敬明豎起大拇指。胡錫進形容郭敬明是“超人”，“無任何背景，崛起於草根”，還戰勝了據說不到1米5的個頭，因此為他的成功感到高興。

《小時代》引發的其實是如何詮釋及演繹時代的爭議。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它既是物欲貪婪又是草根崛起的時代？它是個人夢戰勝集體夢的時代？“郭敬明們”把自己定位在“小時代”裡的“我世代”，試圖在大時代中寫下自己的印記，他們個別的成功或失敗，又會如何影響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