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燕

繼最近兩周持續刊發關注城管執法尷尬的報道和分析后，7月17日的《人民日報》再次聚焦城管，報道和分析稱，“一地城管出事，全國城管蒙羞”，並認為，走出城管執法尷尬需要社會各方支持。

讓城管蒙羞的其實不僅僅是某地或者某個具體的執法人員，而是城管體系本身的問題。對此，《人民日報》刊發評論認為，我們需要法治型城管。走出城管執法尷尬的所有措施，都離不開法律的支撐。隻有通過法律授權的方式，明確城管管什麼、怎麼管，才能保証行政權力的有效行使，改善城管執法的工作環境，從而走出城管執法的尷尬。

《人民日報》這篇名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城管》的評論還舉例稱，長沙出台的我國第一部城管地方立法，實施兩年多未發生一起因執法不當而引起的沖突事件。這就說明，權由法定，既是行業規范，也是執法保障——可謂點到了要害。正如《人民日報》提到的，法治型城管才是解決城管執法尷尬的出路。城管的執法范圍是什麼？必須明確，因為其執法的權限和權力有效半徑總該有個界限。在界限之內行事，其執法才不至於過分粗暴惡劣，形象自然提升。

而回溯起來，在此之前，為了改善形象，城管自身其實也有不少作為。譬如江蘇就曾規定，在實施執法檢查前，執法人員應當主動向當事人敬禮，並出示執法証件，表明執法身份，嚴禁酒后上崗執法。武漢城管也曾採用過沉默注視不動手執法，以避免發生糾紛……前兩年，國內首份“城管網絡形象分析報告”出爐。報告建議，城管人員可利用多種媒介手段，主動傳達親民態度，以詼諧、幽默的方式改善其公眾形象。還有地方的城管出書為城管正名。但是無一例外，這些措施起到的效果不大，甚至還被公眾所嘲笑。

很明顯，城管的形象不是被妖魔化，如果偏執地這麼認為，大概是本末倒置了——沒有城管自身形象的不佳，何來城管形象的“妖魔化”。不否認，城管遭受的罵名，很大程度上確實是為相關執法部門承擔的，因為這些部門有意或者無意讓渡了部分城市管理職能，才讓城管組織應運而生。從根本上說，城管本身終究有一天是要退出歷史舞台的。不過務實地看，當下，城管不可能取消，這是個牽一發動全身的事情。於此而言，目前需要和可以做到的是，對現有的城管制度進行完善，最大程度降低城管負面影響，提升其存在的效率。

正是因此，城管權力應受到明確限制。如果僅僅試圖通過一些“表面工程”、媒介手段改善形象，隻會南轅北轍。一個執法部門，首先應該將其權力限制起來，也就是城管的權力半徑應該受到規范和限制。這些年，不少地方不僅不限制，反倒繼續擴大城管的執法權限，滋生的問題很多，甚至出現多起城管部門領導收受賄賂保護違章建筑的案例。權力越大尋租機會越多、恣意妄為也就更難避免，這是個常識，亟待反思。

出路在於，對城管限權，逐步減少其職能。這表面看是規范基層城管隊員的執法，其實根本上必須削弱城管的執法范圍，從法規上限制城管的職權。阻力可想而知，如果城管部門沒有了那麼大的執法范圍，那麼，本該承擔相應職能的部門也就壓力大了。這不僅導致城管存在的價值變小，城管上層的既得利益也將受到損害，城市管理者也將增加麻煩。但無論如何，唯有一支權力受到制約和監督的城管隊伍，才可能文明執法，實現法治化轉型。（張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