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份由《瀟湘晨報》聯合網絡媒體所做的調查。當某學校公示受資助學生的隱私信息時，679位受訪者中，超六成人認為此舉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孩子的隱私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而當一個“星二代”觸犯法律，他的隱私信息被網友不斷披露時，超七成人卻給出了“應該披露”的答案。

這樣的調查結論並不能歸因於網民的“三低”(年齡低、財富低、學識低)，因為在679位受訪者中，成年人佔91.31%，74.67%的人有大學及以上文化。這一社會現象著實令人深思：為何網友對同一個問題(隱私權保護)的態度，會因對象不同而看法各異？

背后的原因，絕不是因為網友不懂得“平等權”。當一位清華教授在微博上碼出“強奸陪酒女要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小”時，輿論一片嘩然。多數針鋒相對的批評，都是以“平等權”作為立論基礎的。既然網友知道“性的不可侵犯權”不因職業、身份的不同而不同，為何對“隱私的不可侵犯權”就要區分對象，作完全相反的選擇呢？

一個解釋是利弊衡量。當侵犯隱私是為了司法公正，那麼“星二代”的隱私權也就顧不上了。因為在這些公眾眼裡的公正，其價值遠大於某一個人的隱私。尤其是，在當下看來，除了借助於信息公開來促進司法公正，沒有別的什麼能夠給圍觀者帶來公正的期待。這裡的利弊衡量就是，當司法公正與“星二代”的隱私權不可兩全，犧牲隱私權就顯得“利大於弊”。換言之，那七成人認為應披露“星二代”個人隱私，並非不懂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而只是害怕因為這種保護會連帶掩蓋社會不公。

另一個解釋是以惡制惡。“星二代”的“惡少”形象已經在幾輪的網絡輿情中被定格，其卷入的“輪奸案”尤其性質惡劣。而在公共輿論平台上，至今仍未見這位“惡少”或其家屬向被害人致以歉意。這加劇了網民對“正義一方”與“不正義一方”的二元劃分。在影視作品中，好人也有了些許壞習慣，壞人也偶有慈悲與善良。但被固化的思維模式終究不那麼容易得到徹底的糾正。於是，因為“惡少”的惡，而使得“惡少”應有的權利也被一些網民否定。更激進的觀點，對這樣的“惡少”，就應以“以惡制惡”、“以牙還牙”。現在想起“隱私權”，當初怎麼就沒看到被害人的人身權及性的不可侵犯權？

這樣的觀念與思維在公共輿論平台上，是個現實。我們無法否認，也不能回避。化解之道仍指向司法機關的公正司法。司法裁判的對象是行為，而非個人。當我們在討論一個“惡少”的是與非時，更接近於情緒化判斷。但司法隻能秉持客觀中立進行理性判斷。換言之，司法不評價被告人是不是一個“惡人”，司法評價的是，當天晚上的“輪奸”是否成立、構成何罪以及被告人該承擔何種刑責。而對於嫌疑人的隱私權，是另一個法律問題。這種權利並不因嫌疑人的其他行為而被剝奪。就如陪酒女並不因為她曾有陪酒行為喪失了性的自主權一樣。

原標題：權益保護不分“星二代”和“陪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