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周刊：中國軍隊從朝鮮戰爭學到了什麼？【2】

　　毛對游擊戰與正規化的效用與看法歷史上卻多次搖擺，類似前述的話在抗戰前即已說過，抗戰中又轉向，朝鮮戰爭后轉回來，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轉回去。綜合來看，與當時中蘇關系、個人經驗以及黨內政治斗爭等具體情境高度相關，不過，毛對武器、資源等因素從來高度重視。

　　陳毅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湯山華東軍區炮兵司令部、炮兵學校成立大會上，也要求與會者“學會新知識新技術，使用新武器，強調陸海空各兵種的聯合作戰，這是我們軍隊的一個歷史任務”，過去因為條件限制，隻能“打夜戰、近戰、游擊戰”。

　　陳毅總結說：“二十幾年來，我們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傷亡很大。比如過去我們攻取敵人一個碉堡，都要付出相當代價。攻擊一個小村庄，往往要打幾天幾夜。這說明我們的裝備不好，過去打仗隻能在夜間，白天受到敵人的空軍和炮兵威脅。現在，我們有了強大的炮兵，並有了空軍，將來我們掌握了制空權，白天黑夜都是消滅敵人的時候。因此，不願學，看不起技術，認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劉伯承領導創建的解放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中央軍委贈送的題詞是：“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國防軍而奮斗。”那個時期，中共一心向往正規代現代化，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構建出一幅從軍事思想、國防體制到裝備訓練、軍隊管理、軍事工業的發展圖景，已有的進行革新，沒有的著手創立。

　　全面“蘇化”

　　中共在建立大軍區制、國防領導體制上，雖積極學習蘇聯，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改名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等八個部，直轄13個軍區以及海軍、空軍、防空軍、公安部隊。1958年再次精簡為總參、總政、總后勤三個部。

　　正規化和執政后的需要，必須得有屬於政府體系的國防部，彭德懷成為1954年建立的國防部首任部長。在蘇聯，國防部高於總參，而在中國，總參實際權力大於國防部，可國防部長是元帥，總參謀長是大將。

　　總參謀長粟裕1957年訪蘇時，與蘇聯國防部長索科洛夫斯基會談后，突然提出索要“參謀部與國防部職務職權分工”的資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驚，隻敢以口述形式談了一談。粟裕聲稱這是“向蘇軍學習”的需要，不過此事為后來諸多政治斗爭悲劇埋下伏筆。這也說明當時學習蘇軍的氛圍之濃厚。

　　朝鮮戰爭后實施的三大國防制度：征兵制、軍銜制、軍官薪金制，這也是深受朝鮮戰爭和蘇軍顧問現代化正規化建議影響的結果。

　　這些制度與中共傳統的意識形態宣傳有相當沖突，因為其體現出強制性、等級化差異，以前實行這些制度的國民黨一直被中共痛斥責為“拉壯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資產階級軍隊”的產物。但主政之后，中共漸漸意識到，這些制度是走向正規化和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蘇軍顧問的強烈要求下，中共深感確有必要，並開始逐步實施了。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