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周刊：中國軍隊從朝鮮戰爭學到了什麼？【5】

　　1951年1月15日，蘇聯援建第一所培養中高級軍官的學校—南京軍事學院，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這所院校承擔儲備與深造高級軍事干部的功能，待全國部隊整編時，作為建設正規國防軍之訓練中心，用它的研究成果當作全國建軍的制式。毛澤東要求：“在人民解放軍現有素質及軍事思想的基礎，熟悉與指揮現代各技術兵種，並組織其協同動作，同時熟悉參謀勤務與通信聯絡，以准備與美帝為首的侵略集團作戰。”

　　朝鮮戰場上，美軍武器之先進，給中共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有了先進武器，還需要培養高尖端技術軍種來使用維護。斯大林提出應建立高等軍事技術學院時，毛澤東欣然接受。朝鮮戰爭還未結束，即把陳賡從前線召回，賦予此重任。1952年7月，蘇聯奧列霍夫中將率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權威專家趕赴北京，專門幫助籌辦此事。第二年9月份，位於哈爾濱的當時中國最高級的軍事工程技術學院“哈軍工”誕生了。

　　中共執政前，已創辦過29所軍校，條件所限，其實以初級技術培訓和政治教育為主，至1959年，以蘇聯軍校為模式，蘇式教材為大綱，蘇聯顧問為指導，蘇聯援建的核心院校為骨干，全軍院校已有160所，包括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海軍學院、空軍學院、炮兵學院、裝甲兵學院，基本形成包含各軍兵種院校，從初級到高級的軍事院校教育體系。

　　貫徹全軍的蘇式訓練

　　中共以前長期在農村活動，強調階級出身，越“泥腿化”越先進越優秀的觀念在黨內影響很大。但軍事現代化根本不可能建筑在“泥腿”之上，中共深感官兵的素質遠遠不能勝任軍事現代化任務。

　　1951年底在軍中進行了一次統計調查，全軍戰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佔80%，干部不及高小者佔68%。軍中高級將帥認為，再先進的裝備，在文盲半文盲官兵面前也是廢銅爛鐵一堆，而多兵種合成作戰對官兵科技文化水平和軍事素養卻有極高要求。

　　士兵的政治學習、軍事訓練、文化學習到底佔多大比例，在中國軍隊中也一直是個難題。通過朝鮮戰爭經驗，軍隊較大幅度壓縮了政治學習時間，增加軍事訓練和文化學習，並在軍中掀起文化學習運動。而之前政治教育擺在第一位，文化學習的內容其實也是變相的政治教育。

　　1954年1月，彭德懷在全國軍事系統高干會議總結裡指出：這次會議明確了現代化軍隊建設中長期的、經常的中心工作是訓練部隊，特別是訓練干部。這個時期，劉伯承這種專業性強的元帥如魚得水，這一年全軍首次高級指揮員戰役集訓由他組織，同年軍委成立訓練總監部。

　　根據中央軍委頒布的戰斗訓練命令，1956年6月開始，全軍轉入正規化軍事訓練，即“統一編制、統一制度、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訓練”，軍中以前的軍事術語、戰斗用語、裝備用語比較混亂繁雜，這時也要仿蘇軍模式進行統一﹔其主旨就是要告別之前“農民軍”形態的游擊戰爭。這一切在蘇軍顧問的指導下進行，當時中央軍委會議的重要報告都要提交給顧問一份，這種做法直到1958年才終止。

　　在蘇軍顧問看來，這一切似乎還不夠，但他們明顯過於急切。1956年5月，河南明港舉行為期一月的多兵種合成作戰集訓，蘇軍顧問一直在現場指導，演習中安排了一次政治工作演習，蘇軍顧問相當不滿。他們再次表示反對軍事訓練中摻入群眾運動手法，認為軍中政治首長權力過大，現場不斷講解“一長制”優越性。

　　這一時期，蘇軍顧問還認為，中國軍隊的政治學習和文化學習仍佔了太多時間，應把軍事訓練提升至絕對大的比例。在西方國家將帥看來，文化學習的完成應是入伍之前的事，進入部隊后主要就是軍事訓練和相關軍事知識的學習。

　　彭德懷和蘇軍第三任總顧問彼得魯舍夫斯基多次進行過此類問題討論，彭解釋說，中共士兵不能跟蘇軍士兵相比，文化底子太薄，文化學習還是需要，而政治學習和群眾運動方式是優良傳統，應適當給予保留。

　　總體來看，這段時期的訓練成就斐然，舉辦了很多單兵種和多兵種的登陸反登陸演習、戰役演練。以空軍為例，中共飛行員在復雜氣象和夜間環境往往不能駕機作戰，在朝鮮戰場上吃虧很大，這一時期空軍把它當作最重要課目來訓練。在蘇聯空軍顧問幫助下，1955年底，40%的航空兵團、28.4%的飛行員進行了夜間和復雜氣象飛行訓練，1957年底，達到“全天候”標准的飛行員已佔三分之一。

　　由於統一更換了蘇式裝備，為熟練掌握武器，陸軍基礎訓練也是熱火朝天，確定以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等五大技術為訓練基本內容。到1956年，與三年前比，能完成步槍射擊練習的單位由佔參訓單位總數的47%上升到98%，沖鋒槍由78.6%上升到81%，輕機槍70.2%上升到88%，重機槍由79.5%上升到94%。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