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周刊：中國軍隊從朝鮮戰爭學到了什麼？【6】

　　重新“山寨化”的歷程

　　在蘇聯人的幫助下，中國初步完成軍隊思想和軍隊建設的現代化改造，也改換了全新蘇式裝備，並從無到有地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國防工業體系。在蘇聯人的大力援助下，發達國家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共隻用了短短數年就完成了。

　　尤其在赫魯曉夫執政之初的中蘇蜜月時期，中國軍隊獲得大批蘇聯最新裝備，其整體技術水平是離世界先進水平最近的時期。

　　但是，中國軍隊的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力，無論是技術裝備還是軍事思想，最大的直接推動力都來自蘇聯。中蘇關系對中國軍隊的現代化進程有著決定性影響。

　　朝鮮戰爭后，隨著東歐波匈事件、國內反右運動、大躍進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個人之間的關系、兩黨兩國關系急劇惡化。中國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出現了令人惋惜的逆轉。

　　斷絕蘇聯的影響，對中國軍隊的裝備現代化的影響只是發生停滯，對軍事思想而言，則是發生了倒退。

　　由於蘇聯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方向，來自殘酷的二次大戰，戰爭期間，蘇聯人力國土和軍隊數量裝備數量皆佔壓倒優勢，在同時獲得英美巨大的物質援助以及對德國本土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依然付出了遠遠超過德國的損失。據蘇聯官方傳統的數據，戰爭中蘇軍陣亡及被俘死亡人數900多萬，平民死亡人數1700余萬，總死亡人數2600余萬（俄羅斯學者索科洛夫近年的統計數據是，軍民總死亡人數4300多萬人，軍隊陣亡約2640余萬人，被俘630萬人）﹔而德軍在整個二戰的軍民總死亡595萬人，軍隊總陣亡395萬人，其中蘇德戰場軍人陣亡260.8萬，被俘95萬。

　　4年殘酷的蘇德戰爭，成為蘇聯建軍思想的源泉，而對中共來說，尤其是對最高領導人來說，戰爭經驗主要還是來自打游擊和國內戰爭時期的運動戰。朝鮮戰爭的巨大震動，來得遠不及過去20多年的內戰更深刻。

　　1950年代末，大陸國內政治逐漸轉向，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提得越來越少，逐漸開始強調游擊戰和精神原子彈的偉大功用，以前積極宣揚軍事現代化的很多將帥迫於政治壓力，隻得違心地轉變口風。劉伯承、葉劍英等在“反教條主義”的名義下，先后遭點名批評。

　　劉伯承此后話說得越來越少，直到1969年和1972年，因出於對蘇聯大軍入境可能性的考量，軍隊內氛圍鬆了一點，劉才出來說過關於加強軍隊訓練的兩次話，“無產階級軍隊是勇敢加技術，隻講勇敢不講技術，戰爭中付出的代價就大”。

　　彭德懷等人后來又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以后在政治斗爭中落馬的軍隊將領，幾乎都要被扣上這個罪名，林彪也不例外。很自然的，現代化正規化基本上等於“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強調訓練和裝備，這些也是“資產階級唯武器論”。

　　“文革”前后，軍事“山寨化”更發展到極致，軍銜制被取消，65式軍服替代蘇式風格濃厚的55式，雖然基本樣式保持不變，但取消了大檐帽，換成解放帽，取消了銜肩領章，一律佩上紅星帽徽和全紅領章，俗稱“一片綠三片紅”﹔女軍人取消了裙服﹔軍官與士兵的區別就是衣服上多了兩個口袋。

　　隨著反教條主義的開展，全訓部隊逐年減少，訓練水平下降，陸軍全訓師佔全軍的總數，1957年為77%，1958年降為60%，1960年為46%，1962年降到20%﹔1969年，軍事院校被砍掉三分之二，訓練時間再次被大幅度壓縮。

　　后來軍隊參加“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是指對學生進行軍訓），加上蘇式裝備來源徹底斷絕，軍隊的裝備、訓練、教育水平急劇下降，數量反而在膨脹。而軍中的教育原則是“突出政治”，軍隊管理以“政治挂帥”。“文革”期間民間還流行穿軍裝，一時間不僅官兵難分，連兵民都莫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到極致，中共因恐怕蘇軍入侵，一度組織高級干部疏散，准備效法抗戰的方式，以空間換時間，把大西南當作大后方，搞三線建設﹔亂了很久的軍隊開始進入一次訓練小高潮，這一次訓練跟之前相比，從指導思想到訓練方式已有本質區別，以長跑和精神鼓動為主，帶有很濃厚的群眾運動色彩。

　　這一時期關於戰爭的教育，宣揚精神原子彈的威力，聲稱“美帝”和“蘇修”都是紙老虎，隻要堅持正確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核武器也沒有任何殺傷力﹔並且在朝鮮戰場，由於一位小戰士執行了正確路線，擁有正確思想，“用一根扁擔就俘虜了七十個美軍”。

　　中共再次啟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則是在鄧小平復出之后，借助對越戰爭，通過改革開放，把此事提上議事日程。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