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觸仲勛是在1943年。當時西北局從延安大學中學部抽調一批青年同志到綏德師范（簡稱綏師）和米脂中學以學生身份開展工作，我是主要帶隊人（黨支部書記）。在我經西北局到綏德地委轉黨的組織關系時，在綏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觀大院裡，看到牆上貼著嶄新的標語，上面寫著“歡迎習仲勛同志來綏德地委主持工作”、“學習習仲勛同志的優良品質和作風”等，這時我才知道仲勛是新任綏德地委書記。由於綏德地區是1940年剛開辟的新區，加之綏師一些學生對共產黨缺乏認識，政治思想比較混亂。那時，我被編在綏師思想最活躍的秋三四班級學習並擔任黨支部書記。當時，學校發生了“貼黑頭貼子”（寫匿名信貼在校內牆上）、“打石頭”（教員楊典被石頭打傷）等案件。而此時正值陝甘寧邊區開展防奸運動，綏德地委對案件十分重視，不僅派地委宣傳部長李華生同志來學校蹲點，作為地委書記的仲勛還親自來綏師作相關報告。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仲勛。我和仲勛的直接相遇是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從雕山書院女生集體宿舍經教室走過來，突然看到迎面走來的仲勛，我趕緊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看到我，微笑著點了點頭，便走了過去。

　　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受“搶救運動”的影響，一時間，“特務如麻”的陰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籠罩著綏師，全校學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學生家長對此意見很大，甚至對黨不滿。這引起了綏德地委和仲勛的重視，決定把綏師作為領導綏德地區整個部署的重點來抓。為了加強領導，調原綏德縣委書記宋養初來校任黨總支書記，黨總支派學生黨員代表到地委請示匯報工作。這時，仲勛親自接見了我和白樹吉。在仲勛宿舍兼辦公室的窯洞裡，我第一次看到挂在牆上的毛主席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漂白布上的。談話中，仲勛用深入淺出的話語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抵制。他循循善誘地對我們說：“如果這樣下去，連你們幾位也會被懷疑。”他讓我們協助黨組織總結經驗，實事求是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幫助黨組織扭轉“假坦白”造成的混亂局面。仲勛的話使我豁然開朗，明確了方向。同時，仲勛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態度以及獨特的語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響，仲勛邀請學生家長到綏師，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並召開有學生家長參加的校內外3000人干部群眾大會，進一步宣傳黨“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從那以后，綏師的運動逐步走上了穩妥健康的軌道。隨后，順利地轉入審干整風階段。

　　在仲勛的直接領導下，綏德地區審干整風的甄別工作進行得扎實、果斷、有力。仲勛在作整風報告時說：“對黨要忠誠，不要說假話，說假話就會起到破壞運動的作用。”他還說：“我們黨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他寫報告給中央和西北局，建議立即停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實屬不易。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