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勛高度重視黨群關系，經常回顧當年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斗爭中黨和群眾之間建立的魚水之情和血肉聯系，說：“沒有群眾的支持，就沒有我們的一切。”他經常鼓勵我，要我安心基層工作，深入聯系群眾。在給我的信中，他寫道：“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他還以自己過去開辟陝甘邊根據地時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的切身體會指導我，讓我重視基層經驗，並說：“如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仲勛的教誨，使我更加堅定了在基層工作的決心。這個階段，我和仲勛雖然多是分居兩地，但我們的感情卻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向陝北發動進攻后，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同志和仲勛的指揮下，正確運用“蘑菇”戰術，在取得延安保衛戰勝利后，又接連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使蔣介石“三個月解決陝北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兒。我母親給她取名“橋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以后，仲勛跟隨中央機關進入北平，並參加了入城式。這一次，他還見到了剛剛起義過來的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姐姐齊雲。回延安后，仲勛為我帶來了姐姐寫的家信。那一天，我高興極了。

　　1952年秋，仲勛奉調中央工作。他在中央工作的10年裡，先后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等職。我帶著橋橋和二女兒安安於1952年底來到北京。來京后，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近平和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城裡家中，由仲勛照顧的。當有人稱贊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仲勛便得意洋洋地笑著說：“我不僅是個好爸爸，還是個好丈夫。”當時我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我們的孩子都住校或全托，家裡也沒有請保姆。為了不影響我的工作，仲勛寧願在業余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他甚至要給孩子們洗澡、洗衣服。他把此視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仲勛總是開心極了。也許是仲勛打心眼兒裡愛孩子的緣故，所以他特別重視從嚴要求和教育子女。我們的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過的衣服和花布鞋。記得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願穿女孩子的鞋子時，仲勛總是哄他說：“染染穿一樣。”在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我們的家風。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