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我身后議論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麼那麼土啊！”回家后，我說給仲勛聽，他哈哈一笑對我說：“土比洋好！”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黨校，家住東城區，隻有在每周末才能搭乘公交車回家一次，到家已是晚上八九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要趕回單位上班。這樣，我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總理十分關心仲勛的生活，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就問：“怎麼見不到齊心同志呢？”后來，在一次節日晚會上，我見到了周總理。他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這麼年輕，哪裡像35歲，四個孩子的媽媽呀！”他決定讓我參加外事活動。但此后，我隻陪同仲勛在北京參加過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夫婦和在廣東接待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夫婦的活動。直到今天，我還未跨出過國門。

　　1962年秋，康生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仲勛搞突然襲擊，誣陷仲勛授意李建彤炮制《劉志丹》小說，為高崗翻案，說仲勛是挂帥人物，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康生還在會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大會上念了這個條子。我聽到這個消息后，猶如晴天霹靂一般。仲勛看到我難以承受的樣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確對待，盡管他自己對這個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也毫無心理准備。關於仲勛與《劉志丹》小說創作的關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有關部門的調查，已經有了明確結論：仲勛曾參加過小說創作組的兩次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上，他了解了小說的寫作過程﹔在第二次會議上，他明確表態說，陝甘根據地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據我所知，仲勛連這部小說的初稿都沒看完就交給秘書田方了，后來發表的一些章節，他根本沒有看過。

　　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但他內心卻倍受煎熬。當小女兒安安看到爸爸一個人坐在沒有開燈的客廳中默默思忖時，就問：“爸爸，你怎麼啦？”小兒子遠平也問：“爸爸你怎麼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爸爸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我也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

　　1963年，仲勛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公所）學習。在此期間，他認真閱讀馬列、毛主席著作，並利用空余時間在住地后院的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當然，收獲多半是交公的。他曾對我說：“革命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他還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到農村去當農民。毛主席讓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回復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1965年，組織上安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擔任副廠長。我當時正在北京海澱區搞“四清”，隻請了一天假回家給仲勛拆洗被褥，為他送行。不想，從此一別就是8年。回想起來不禁讓我潸然淚下，感慨萬分！

　　1967年1月3日深夜，西北一所大學的紅衛兵突然闖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沖進仲勛的宿舍，強行把他帶走。1月4日，仲勛在這所大學受到紅衛兵的批斗。在被批斗中，仲勛不畏強暴，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志澄清事實。他還寫信給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