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綏師防奸運動中，我經常作為學生代表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運動后期參加綏師黨總支工作，擔任總支委。由此我和仲勛在工作中接觸的機會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談起婚姻大事。他寫信說：“一件大事來到了”，“我一定要解決好”。他請李華生、宋養初和我談話，介紹他的情況。仲勛還告訴我，何長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學習時的老校長和抗大總校工作時的教育長）曾寫信向他介紹我。仲勛讓我寫了一份自傳直接交給他。當時的我，用我姐姐齊雲的話說“是一張白紙”，因此，自傳也就寫得相當簡單。有趣的是，當仲勛看到我為早日參加革命隊伍，曾盲目地從家裡偷跑過兩次而都被父親追了回去的敘述時，笑著說：“我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但在當時，我對仲勛的歷史還不了解。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告訴我，他是陝甘邊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不久，經組織批准，我和仲勛在綏德結婚了。

　　1944年4月28日，在綏德地委后院的一個窯洞裡，我和仲勛舉行了婚禮。這天上午各方人士來了不少，紛紛向我們表示祝賀。其中有我們的証婚人、抗大總校副校長兼教育長何長工，抗大總校負責人李井泉，獨一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署專員袁任遠等。時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被稱為“中國的福爾摩斯”的布魯同志，還為我和仲勛拍了兩張照片留念。婚禮上，我和仲勛及以上幾位來賓同桌吃了一餐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婚后，仲勛對我說：“從此以后，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意陷在小圈子裡。”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艱難的歲月裡，作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過多關照。這一年夏天，我從綏師畢業后，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

　　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仲勛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繼而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46年任西北局書記，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來除在中央黨校六部學習一段時間外，都在農村基層工作，並在那裡經歷了全國解放戰爭。我參加了綏德縣1946年至1948年“義合會議”前后幾個時期和延安老區的土改工作，對西北局正確貫徹黨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針政策，抵制“左”的干擾，有了切身體會。仲勛領導土地改革的正確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贊同，他在仲勛提出的關於糾“左”意見的報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和各縣的土改工作。”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