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勛離開我們已1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間，與他相依相伴的往事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他似乎仍像以往一樣，關心著黨和國家的大事，關心著我的冷暖，關心著兒女們為黨為國盡忠、為人民服務的情況。在仲勛百年誕辰之際，我想寫一些和仲勛共同工作、生活的往事，以此表達我對仲勛的無限懷念。

　　仲勛在與我共同生活中，多次談起他的家世。仲勛出生在陝西富平一個農民家庭。習氏和中國其他姓氏一樣源遠流長。1369年（明洪武二年），習家這一脈始太祖習思敬攜家帶口由江西新淦（今新干縣）逃荒要飯到河南鄧縣（今鄧州市）落戶。仲勛為該族西戶習魁之后第九代人。仲勛的曾祖父習玉策生子三人：習永盛、習永山、習永厚。習永盛為長子，是仲勛的祖父。習永盛與張氏夫人在河南鄧縣育有一兒一女。1882年（清光緒八年），因家境貧寒，習永盛不得不再次舉家逃荒，來到陝西富平淡村落戶，后相繼生下仲勛的父親習宗德、叔父習宗仁。在淡村定居下來后，全家除靠租佃土地生活外，仲勛祖父還挑著貨郎擔趕集串鄉掙錢補貼家用，終因貧病交加，凍餓而死在富平城郊的聖佛寺塔下，被埋在附近的亂墳場內。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在外當兵的大伯回到家鄉，給了家裡一錠銀兩接濟，加之祖母及仲勛父親、叔父日夜辛勤勞作，家境才有所改善。不久，仲勛父親和叔父這兩房子女陸續降生，仲勛為習家遷至富平淡村后的第三代長孫。仲勛的父親於1928年40歲時病故，母親柴氏也在次年去世，年僅35歲。苦難的家史對仲勛一生產生極大影響。“我是農民的兒子”，是他在家裡常說的一句話。

　　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難中出生成長的仲勛，從小就向往光明進步，立志改變舊中國面貌。13歲的仲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了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15歲時，因參加黨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被關押。在獄中，他立場堅定、斗爭堅決，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2年4月，仲勛和他的戰友們組織發動“兩當兵變”。之后，他和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一道，投入艱苦卓絕的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照金召開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雇農周冬至當選為主席，仲勛當選為副主席。1934年11月，仲勛又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他才21歲，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1935年春，陝甘邊和陝北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統一為陝甘革命根據地（又稱“西北革命根據地”）。這塊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成為黨中央、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抗日戰爭時期，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勛先后在關中、綏德地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把守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和“北大門”。他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才能和作出的貢獻，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認可和贊譽。1943年1月，毛主席為他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