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姐姐給我來信說：母親將不久於人世，希望能見上一面。於是，我向干校請假回京探親，得到批准。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機會從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團聚了。我和孩子們商量，給周總理寫信，要求見仲勛。我們在信中提了幾點請求：（1）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勛了，請求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2）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請求解決居住問題﹔（3）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總理很快作了批復，滿足了我們的請求。於是，我們終於見到了監護中的仲勛。我早有思想准備，心裡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勛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一生堅強的他流下了眼淚，連連說：“這是高興的，這是高興的。”由於多年分離，他分不清哪個是橋橋哪個是安安，更認不出已經長成小伙子的近平和遠平了。在臨回干校前，經我請求，組織上又批准我們見了仲勛一面。借見面的機會，我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換成了新的。從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勛，和孩子們也有團聚的機會了。

　　1975年5月，仲勛被解除監護，組織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陽。他被安置在洛陽耐火材料廠“療養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區。在這裡，我們度過了近3年的時光。這段日子裡，我們深深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群眾的溫暖，仲勛的心裡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勛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然后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邊散步。時間久了，他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一些農民都交上了朋友。他們湊到一起的時候，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

　　在得知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層的工作后，仲勛希望恢復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黨的十一大召開后不久，仲勛便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工作的請求。與此同時，我在女兒橋橋陪同下，多次往返於北京、洛陽之間，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況。王震同志非常關心仲勛的“問題”，為仲勛恢復名譽說了話。這期間，我們也找過胡耀邦同志和葉帥（葉劍英同志）。我第一次見到胡耀邦同志時，他從資歷、經驗、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幾個方面稱贊了仲勛，葉帥也堅決支持仲勛出來工作。在大家的關心和推動下，仲勛於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4月初，仲勛恢復了工作。之后，中央決定派仲勛去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胡耀邦同志原話）。

　　對於仲勛同志的歷史問題，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說：《劉志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斗爭的歷史書。習仲勛等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集團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錯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為仲勛徹底平反。仲勛和我終於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