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身陷磨難，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仲勛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當他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時，那裡的鄉親們說，我們不是來批斗習仲勛的，多年不見，我們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三年困難時期的關心照顧，我們早都餓死了。鄉親們還自發地給仲勛做了一頓家鄉飯。可是，造反派在康生的操縱下仍然不肯放過仲勛，准備把他拉到蘭州、延安繼續進行批斗，最終還是被周總理制止了。此時的仲勛，身體已經支撐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寫信給周總理說：“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現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總理派飛機將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採取特殊保護方式，交給北京衛戍區監護。

　　在仲勛受審查、受迫害的日子裡，我和孩子們也受到了株連。“文化大革命”中，我因沒有同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受到審查。僅在“五七”干校勞動期間，我就被審查了7年之久。3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了建設兵團勞動或生產隊插隊落戶。留在身邊的小兒子遠平也被剝奪了升學上高中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去工廠當上了一名車工學徒。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經受住了這樣的考驗。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