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4日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总统穆尔西被赶下台，埃及军方重新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性力量。尽管他们任命了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这一非军方人士担任临时总统，但军方显然在回到国家权力中心。埃及革命催生的民主宪法被宣布“暂停”。

埃及经过两年的“政治兜风”，似乎回到原点。埃及有些人或许希望真能如此，但事实并非那样。埃及走上了“民主革命”的不归路，军方在国家的政治角色同样是破碎的，已经领导不了四分五裂的社会。军方会很快成为新的被厌倦者，因此军人们未必真敢放开手脚重整国家。

发展中国家政变通常被西方舆论谴责，但美欧方面这一次“宽恕”了埃及军方。原因是后者推倒的是穆斯林兄弟会领袖。阿拉伯国家大多在两条轨道上纠结地发展，一条是受西方世界影响的生活现代化，另一条是更彻底的宗教主义。革命后的自由让埃及把这种纠结同现实政治利益的搏斗混乱地扭在一起。

然而没有人会为埃及现在的糟糕局面负责。埃及革命在当时情况下注定要发生，西方做了推波助澜，但“阿拉伯之春”的账也不能都算到西方头上。革命首先是埃及局势走投无路下的自我爆发，那个国家当时没有替换它的其他道路。

埃及将成为尽可能跳出革命动荡后遗症的试验场，这会影响世界舆论对现代条件下革命利弊的看法。埃及革命同利比亚和叙利亚不一样，发生的流血很少，尽管之后的动荡已经持续两年多，但不少人仍对埃及较快摆脱危机，从此成为现代国家抱希望。

但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几乎所有条件都是负面的。除了宪法刚制定出来就被抛弃的出尔反尔，舆论普遍预测一向激进的穆兄会不会咽下这口气，一些观察家甚至担心穆兄会一旦受到压制会走上恐怖主义道路，那将是埃及乃至中东局势的新灾难。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埃及民众普选出来的总统，执政仅一年，虽没建立功勋，但也没犯大错，他的反对派上街一闹，军队就可以用民主和人民的名义废黜他，这样的民主政治还有多少信用，埃及人怎能不进一步按政治利益划线、归队？

如果说军方的目的是要遏制宗教主义思想的蔓延，就更与埃及新的民主制度形成悖论。伊斯兰教就是埃及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威权能对它的影响做调剂，而威权又是埃及革命极力打倒的。埃及又要民主制度，又要阻止穆兄会的宗教主张影响社会，这当中的严重自我冲突岂是一次政变就能释放得了的。

埃及的确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教科书”。政变可以有好坏之分吗？随便中止民主宪法可以成为民主发展的正面推动吗？此外，伊斯兰社会该如何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验对接，阿拉伯世界是否兜多大的圈最终也要往自己的文化回归，这些问题的实际答案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参鉴意义。

西式民主制度已经多年没有在发展中国家有新的引进样板了。一方面，新照搬西式做法的国家大多栽了跟头。另一方面，民主的基本含义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民主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政治制度显然并非统一物，围绕它们的争议和实践十分复杂。

埃及在这种时候以激荡的政治表现吸引了世界。人们希望从它那里得到某种结论。埃及今天的混乱同穆巴拉克时代形成仓促对比，其实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影响革命评价的真正原因是人们对它未来的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