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与迷茫

　　当采访话题涉及他如此选择的原因时，斯诺登回答：“世上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情。”他还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作为总结：“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

　　米尔斯的父亲说，斯诺登“一向有着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卫报》记者也指出，这位举止稳重的计算机专家在谈论起“监视”技术时虽然兴奋，但在谈论起隐私的价值时所展现出的，则是极度的激情。少年时代，斯诺登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明”。那时的他曾整日在网上“与拥有不同视野，但自己可能永远不会碰到的人”进行交谈。但如今，他看到了网络的价值与最基本的隐私权一起，正在被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所迅速毁坏。

　　他还告诉《卫报》，虽然美国政府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他的政治价值观构成威胁，但这些年来，情报部门的所作所为却的确侵蚀了他的隐私观。在被中情局派驻到日内瓦后，斯诺登开始大量接触机密文件。这一“特权”，以及近三年来与中情局官员的共事，使他对于一些亲眼目睹的事情的正确性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向《卫报》回忆了中情局操作者企图通过一位瑞士银行家获取银行机密信息的事件。他说，中情局人员先将银行家蓄意灌醉，然后又鼓励他自己开车回家。而当银行家因酒驾被逮捕后，他们的卧底便趁机向他提供帮助，并与之建立了联系，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是否继续为监视项目保守秘密，对他而言是个关乎良心和原则的问题。“美国政府行使了本无权享有的权力，且没有公众监督。其结果就是像我这样的老百姓受到了本不该有的牵制。”于是，他选择了公开情报部门的秘密，让“公众自己来判断对与错”。并且，他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因为“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他说，“我不愿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他人记录的世界里。这也不是我愿意去支持的事情”。

　　在日内瓦任职期间，斯诺登就已经产生过一次曝光政府秘密的想法。但那时他选择了将此计划搁置，因为“中情局的大多数机密与民众有关，不是机器或系统，曝光可能会危及到他人，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并且，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选，使他看到了政治改革的曙光。所以曝光暂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2009年，由于看到奥巴马推行了自己最不赞同的政策，他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他同时还意识到：“你不能坐等其他人来行动。我一直在寻找领袖，但我意识到所谓领袖，就是要第一个行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了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活动是多么的无孔不入。安全局声称“他们要了解这世界上每一段对话以及每一种行为的内容”。这让斯诺登认定，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早已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自己迟早会行动，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民族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虽然无悔于泄密，但他对于被监视十分忧虑。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密码的时候，他用一张巨大的红色头巾盖在脑袋和机器上，以防隐形摄像头的监控。而比这更严峻的，是他将面对的未来。在美国情报界工作近10年。他知道美国最大、也是最机密的监视组织，以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正在寻找他。他也非常清楚，凭借那些高端技术，找到他绝不是件难事。而在谈到泄密事件可能对家庭带来的影响时，他一反惯有的镇定，显得有些情绪化：“我唯一害怕的是这件事可能对我的家庭带来的伤害。我无法再帮助他们。想到这些我彻夜难眠。”他说着，眼里泛起了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