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斯诺登“自首”，美国政府不知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要花费在追查泄密者上。而且他们至今也没有搞明白，那些奥巴马指令级别的顶级机密文件是怎么被这个低级中情局员工弄到手的？

　　隐秘与公开

　　斯诺登的泄密计划早在半年前就已被提上了日程，他精心筛选了曝光平台，立志找到一家既拥有“反正统”的记者，又能保持公正的媒体。他排除了揭秘故事在美国的传统归宿《纽约时报》，因为他对这家媒体早就灰了心——“9·11”后，小布什政府允许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进行窥察。《纽约时报》对此了如指掌，却没有在2004年大选时及时公布。最后，斯诺登锁定了英国《卫报》以及他认为还比较可靠的该报专栏作家格伦·格伦沃尔德。

　　斯诺登的另一位合作者是纪录片制作者兼自由撰稿人罗拉·柏翠思，也就是《华盛顿邮报》泄密稿件的撰写者，以及后来《卫报》采访录像的摄影师。之所以找她，是因为柏翠思的一段不寻常遭遇。自从柏翠思拍摄的反映伊拉克战争的纪录片《祖国！祖国！》于2006年公映以来，她便在零犯罪记录的情况下，先后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在入境时扣留盘问40余次。这段经历吸引了斯诺登的注意。

　　今年2月中旬，斯诺登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了身在巴西的格伦沃尔德，以收发加密邮件的形式进行交流。斯诺登甚至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制作了一段录像，向格林沃尔德逐步解释加密过程。后来，就连他们的会面也是精心设计过的。斯诺登让他们前往位于宾馆三楼的一个具体地点，然后大声询问去某餐馆的路线，而他自己则藏在某处听着。虽已联手数月，这次还是两位合作者与泄密者的第一次会面。

　　通过斯诺登建立的安全的交流系统，格伦沃尔德收到的第一套机密文件就是“棱镜”方案。与文件一同而来的，还有斯诺登附上的一张便条。他在上面写道，自己很清楚此番行为终将招致的后果。

　　泄密过程纵然设计周密，可一旦目标达成，斯诺登便停止了掩人耳目的行为。他下榻的酒店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的繁华地段，入住房间时使用的也是自己名下的信用卡。“我不会躲避。”他说。面对《卫报》记者，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私人细节，从社会安全号码、中情局身份卡到过期的外交护照。

　　斯诺登非常希望能在全球范围中引发关于“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的辩论。但事实证明，他引发的震惊目前基本一分为二，一半集中在他所曝光的情报部门内幕上，另一半则无可避免地落在了他本人身上。虽然斯诺登说，他之所以选择公开身份，是因为曾亲眼看到过匿名的信息泄露事件给同事们带来的影响，他不想让同事们因自己而受折磨。但是，此时的人们在质疑美国民主的同时，还是免不了对他的勇气、动机，以及动机产生的原因大加感慨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