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要以反腐敗的實際成效取信於民。應該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執政黨像我們黨這樣高度重視反腐敗斗爭。從1983年至今，三任總書記連續21次出席了所有中央紀委全會並發表講話（中道網編輯注：原文數據及表述如此）。僅黨的十七大以來的5年，就立案查處違紀違法案件60多萬件，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4萬多人，包括堅決查處了薄熙來、劉志軍等一批重大違法違紀案件。但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因此，如何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進一步提高腐敗“死亡率”、降低“出生率”，無疑是廉潔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一、腐敗的“出生率”為何居高不下

三十多年來的反腐敗斗爭實踐証明，一些領域的消極腐敗現象之所以易發多發，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糖彈”的攻擊極其猛烈。隨著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和市場化轉型，一個人數眾多的富人階層已經出現。在很多大中城市，還形成了專為他們服務的高檔社區、會員制的交際和消費場所及子女受教育的貴族學校。他們的消費和生活方式，對靠正當收入和積蓄生活的公職人員包括領導干部，都形成強烈誘惑。而隨著各種市場主體競爭的日趨激烈，有人便把高價收買公共權力作為主要經營手段，從奉送豪宅、股權直至美女，行賄花樣不斷翻新，意志不堅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反貪部門同志都知道，查處領導干部腐敗案件，多數可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從和他關系密切的私人老板查起，二是從他包養的情婦查起，三是從他的子女親屬利用權力影響經商辦企業查起。而有的領導干部之所以墮入腐敗泥潭，與其強烈的“羨富”情結分不開，進而導致“一個富豪出了事，上百個干部倒下去”的現象不斷重演。

二是經濟社會轉型中的漏洞導致腐敗機會大量存在。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代，掌權者能夠支配資源，卻不能變現為個人財產，那麼轉型期不健全的市場與缺乏制約的權力的同時存在，使得有的人不僅可以利用權力佔有資源，還可以通過市場變現;不僅能在國內變現，還能洗出境外。國企改制中的經理人自肥現象，市場活動中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現象，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海外流失現象，都是在這一背景下大量出現的。而制度建設的滯后和黨內外民主監督的乏力，使腐敗進入易發多發期。

三是基層腐敗也有水漲船高之勢。過去村干部貪污幾萬、十幾萬元就是很大的案件。隨著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和工業化、城鎮化對礦產資源和土地需求的劇增，近些年來村委會“三大員”相互勾結，貪污挪用數千萬元甚至數億征地拆遷補償費的案子竟接連出現。而遼寧省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原副局長羅亞平，更創造了“受賄額最大的最小的官”的紀錄。

四是一些地方政治生態惡化導致窩案大案頻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黨員干部現在已成為領導干部隊伍的主體。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無論國際眼光、知識層次還是創新精神，都遠遠超出前幾代人。但其中也有少數干部受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的影響較深，“權力”意識、“交換”意識、“關系”意識比較濃厚，而宗旨意識、群眾意識淡化，拒腐防變能力下降。尤其在一些政治生態惡化的地方，是與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從眾心理”搞模糊了，甚至形成一種“潛規則”下的“逆淘汰”，黑龍江的“韓馬大案”、鐵道部的劉志軍案都是如此。

五是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好人主義盛行，對黨員干部管理失之於軟、失之於寬。教育不夠扎實，制度不夠健全，監督不夠得力，預防不夠有效，應該及時提醒的沒有及時提醒，應該堅決制止的沒有堅決制止，應該嚴厲懲處的沒有嚴厲懲處，有的甚至包庇腐敗和犯罪。盡管黨內紀律處分條例的有關規定中，都清楚地列舉數款、十數款必須懲處的事項，執行時卻往往“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有雷聲、無雨點”。一些私欲較重的黨員干部視紀律為“稻草人”，抱著“眾人闖紅燈，犯法不受罰”的僥幸心理違法亂紀。

因此，腐敗“出生率”的居高不下，既有體制和制度原因，又有思想和作風原因，需要通過標本兼治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