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外交同樣需要“想象力”

　　當然，更加充分地打破中國與其他不同政治體制國家之間的信任屏障，還需要交往各國具備更高的政治理性和外交智慧，在尖銳問題上的針鋒相對、討價還價並不意味著國與國關系進入對抗模式。對於中美這場有別於以往元首見面的“庄園峰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Paal)接受中新社採訪時表示，中美元首決定“不打領帶，挽起袖子”，顯示雙方希望省卻一些外交繁文縟節，避免照本宣科，留出更多時間和精力“討論困擾彼此的關切”。

　　“這次會晤力求打破常規理念，找到新方式，超越雙方部門之間可能存在的狹隘爭執，謀劃中美戰略大局。”身為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包道格說。

　　這提示，在外交事務方面，精於談判博弈、剛性斡旋還遠遠不夠，柔性外交及其需要的想象力正在被中美雙方充分重視。難題恐怕並不集中在經貿領域的合作，而是系列關涉意識形態認同和價值分歧的隔膜，這直接導致雙方的互信打了不小的折扣，從目前披露的可能的會晤議題來看，盡管美國方面很明白中國的穩定是符合美國核心利益的，但無可否認的是，政治角力發揮的作用足以使奧巴馬政府不得不打打意識形態擦邊球，試探中國政府的底線。

　　而中國方面面臨的局面可能也同樣復雜：鄧小平時代開啟的改革開放雖然在過去30年化解了意識形態爭議導致的社會分裂，但這種依賴於經濟發展、物質利益滿足的“暫時擱置”並未真正完全彌合價值上的社會分裂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鴻溝。對於本屆政府來說，是仍然擱置意識形態紛爭，繼續著力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正視改革的得與失，將經濟發展的目標與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協調起來？

　　如習李在上任后所反復強調的那樣：“讓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機會”，“長期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難持續”。這些表述証明本屆政府希望協調發展與機會均等之間的關系。那麼，依此邏輯，如果有什麼不利於機會均等的公平正義目標實現的體制弊端，也應在政府調適范圍之內，如果價值分歧和貧富懸殊的鴻溝互為制約和強化，那麼，回應價值分歧、謀求底線共識也是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