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例子與此相關。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紀》中指出：鴉片戰爭中襲我沿海的英軍主力，實以印度孟加拉邦軍隊為主體，而英屬印度，則與廓爾喀（今尼泊爾一帶）有世仇，廓爾喀人英勇善戰，眾所周知，當今英國軍隊中最具戰斗力者，即是廓爾喀軍團（亨利王儲，亦受訓於該軍團），而當時的廓爾喀曾知會駐藏大臣，說他們要攻擊英屬印度，協助清王朝抗擊英印聯軍，使得英印“懷內顧憂，不能全赴中華”，但是，清朝廷因為翻譯的原因，不明白廓爾喀所謂“迪裡”者，即是“英吉利”，竟沒有對廓爾喀的請求作出答復。魏源指出，這種重大戰略機遇的喪失尤其暴露出：道光之后，清王朝忘記了自己經營西部邊疆的好傳統，忽視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經營西部邊疆的經驗，從而沒有看到內陸歐亞的“陸權”問題是實質，而東南沿海的“海權”則是表現，隨后，李鴻章與左宗棠之間“海防”與“邊防”的爭論，則進一步表明清王朝已經喪失了“內陸歐亞”的空間視野。

正是圍繞著“內陸歐亞”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陸的爭奪，方才把中國的西部地區推向了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隻有從內陸歐亞“陸權”的意義上，“海權”的作用和意義才會被發現和凸現出來，而孤立的強調“海權”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是短視的──這就是魏源和左宗棠的見解，當然，當年李鴻章的見解壓倒了他們的正確意見，方才鑄成了中國的近代不幸。

當近代歐洲的海權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時，英國的地理學家、帝國主義者Halford·Mackinder（1861－1947）就曾提出：所謂的“哥倫布時代”隻不過是一個插曲，海洋對於陸地的重要意義只是暫時的，世界事務的支配力量，很快會轉回歐亞大陸──即他所謂的“世界島”，轉到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的強國手中，歷史証明，他的預見是很正確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海權”是不重要的，恰恰因為“海權”是極其重要的權力，所以我們才要善於利用這個權力，而善於利用權力，就必須懂得權力“對沖”的道理，所謂對沖，也就是要懂得“兩頭下注”的道理，中國隻有既是海權大國，同時又是陸權大國，這樣才能根據國際風雲的變幻，隨時選擇有利於自己的發展模式，才會有立於不敗之地的從容進退，說白了：強調陸權、強調歐亞大陸，就是要給中國爭取海權加了一個保險，如果沒有陸權這個保險，海權就搞不成，晚清的李鴻章等人，就是不懂得這個權力“對沖”的道理。即他對於權力的理解，除了對抗，就隻懂得妥協，而不懂得什麼是“對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