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民區違規排污“從重處罰”，隻要有相應行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釋，降低了環境污染犯罪入罪標准﹔同時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勢。(相關報道見本報第十一版)這無疑是向社會鄭重宣示：治理環境污染，法律在“給力”。

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給生產生活行為劃出一條明確的邊界，防止選擇對個人有益而對公共利益有損者，是法律在環境保護上的重要功能。從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釋看，無論是對“嚴重污染環境”的認定，還是明確有毒物質范圍和標准，都是以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當行為帶來的環境損害。

在某種程度上，環境問題是追求利益與保護環境二者的博弈。在強烈的經濟發展沖動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讓出綠水青山，為追求財政收入、追求經濟效益而犧牲了環境。與此同時，公眾的需求從“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態”，植根於權利敏感的環境焦慮，也放大了環境問題。這是典型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也是典型的發展路徑選擇問題。

既然是博弈，就難免有兩難。比如，對於中西部后發地區，是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承接污染，還是與發達地區比拼“低污染產業”？內蒙古某縣新建企業違法排污形成“污水湖”，沿海化工企業在安徽“轉移”排放廢料污染土壤……現實中很多地方顯然更願意選擇前者。顯然，我們既不能“守著金飯碗討飯吃”，也不能“吃子孫飯、斷子孫路”。這樣的“既不……也不……”，提出了發展中的深刻考題，必須找到利益與環境“兩難博弈”中的平衡點，妥善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容量之間的關系，既要青山綠水，又要殷實富足。

在尋求平衡之時，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發展經濟的訴求、企業追逐利益的沖動，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圍內實現。唯有對環保違法犯罪行為保持高壓態勢，才能形成有效震懾，在更大范圍、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環境違法犯罪的發生。從另一方面看，社會的“環境維權”、公眾的“環保表達”，同樣也需要謹守法律的底線，合理合法地爭取環境權益的實現。這是現實裡的法制約束，更是觀念中的法治思維。

不可否認，目前我國環境法規體系還不健全，特別是罰則較輕，甚者更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直接導致環境“違法成本較低、守法成本較高”的怪狀長期存在。這需要在不斷完善環保立法、加大環保普法的同時，著力解決環保責任不落實、公眾環境權益保護力度不夠、環境違法行為懲處不力等問題，用法律織就一張密不透風的環保“法網”。

習近平總書記曾語重心長地告誡，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實際上，所謂的博弈，都是短期行為。從長期來看，“沒有環境保護的繁榮是推遲執行的災難”，保護環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選擇，也是我們能有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