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控受賄、濫用職權案在北京市二中院開庭審理。劉志軍涉嫌受賄的11條具體指控中，丁書苗雖是最后出現，卻“貢獻”了劉志軍涉嫌受賄6460.54萬元中的最大頭——4900萬元。而劉志軍涉嫌濫用職權的4條指控，則均與丁書苗有關。2004年至2011年間，劉志軍共幫助丁書苗及親屬獲利39.76億元。（6月19日《新京報》）

丁書苗賄賂劉志軍的款項總額高達4900萬元，已經堪稱天價了，在其它貪腐案件裡也屬罕見。然而，這項“投資”的回報非常可觀，劉志軍共幫助丁書苗及親屬獲利39.76億元，投資回報率達81倍之多。而且，劉志軍和丁書苗之間並不止於經濟利益，還有代為花錢買官、“撈人”等不法勾當。

可見，此種官商勾結牟利、互為同盟、借助“影子傀儡”間接撈取好處的情況，已經超出以往的貪腐案例，成為新形勢下的典型腐敗，即為法律界所言的極為隱蔽的“事后受賄”模式。通過此案可以看到，丁書苗甘願長期成為劉志軍的“影子傀儡”，替其鞍前馬后奔波，就是因為利益非常巨大，隻要靠住劉志軍這棵大樹，即可不斷收割到豐厚的財富。

“事后受賄”腐敗模式非常隱秘，皆因其利益變現環節不透明，官商勾結行為不彰顯，難以獲得確鑿証據。但也因此，此種腐敗模式的后果非常嚴重，涉案金額巨大，時間跨度也長，對國家和社會均造成巨大損失。從劉志軍案即可窺一斑見全豹，在長達7年之間，丁書苗借助劉志軍的力量，就從中獲利高達近40億元之巨。

在高鐵招標建設的各個環節，都能見到權力染指的魅影，而滲透到每個角落的腐敗交易，在幫助丁書苗等人暴富的同時，亦推高了高鐵成本，並影響到高鐵工程的總體質量。而要不是動車特大事故的突然發生，引起紀檢委機構的介入調查，劉志軍與丁書苗所結成的利益同盟，或許還將繼續“潛伏”下去，撈取更大的利益。

劉志軍案所暴露出的“事后受賄”乃是一個典型例子，值得我們保持警惕之心，盡快梳理和完善監管機制，防微杜漸，將此種腐敗模式扼殺在搖籃裡。從“事后受賄”的特征來看，其能成行的關鍵因素，乃是官員權力過大，特別是處於領導崗位的官員權力不受限制，內部沒有約束制衡力量，容易形成一言堂的格局，外部亦缺乏有效監督，難以及時發現腐敗行徑。

可見，需要明確官員權力界限，建立完善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讓官員有所畏懼，無法肆意妄為。同時，完善行政流程環節，對於有可能存在利益輸送的環節，務必使其透明化運行，通過信息公開機制、事后溯源機制、離退職倒追責任等防范措施，將腐敗交易的概率降到最低，以堵上“事后受賄”腐敗模式的漏洞。

江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