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推動這些公民權利落到實處，落到每個公民的身上。要讓憲法從牆上走下來，成為每個公民的保護神。

我們的手段同樣是“非暴力”，但不同於甘地當年所做的，我們不是“非暴力不合作”，而是“非暴力合作”。甘地當年的“非暴力不合作”，針對是外來的英國殖民政府，我們今天則面對的是“人民政府”，我們沒法不合作﹔即便甘地當年宣稱是“不合作”，但實質上甘地與英殖民政府的許多官員保持了良好的私人關系，並且在不少關鍵時刻選擇與殖民政府談判並作出妥協，這其實也是“合作”。

甘地既堅持原則又靈活，他深知要改變印度被殖民的現狀，要使印度迎來獨立，和英殖民政府完全不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相比之下，今天的我們只是想使“人民的政府”名副其實，就更不應該拒絕與政府的合作了。隻有合作才能帶來改變，老死不往來既不可能更於事無補，這是再淺顯不過的道理。

今天我們面臨的風險也比甘地們當年要小。當年甘地們經常要冒著以身試法的危險，甘地本人就曾入獄多次。今天的我們隻需手持憲法，以非暴力的方式與政府全面合作，捍衛憲法的尊嚴和權威。例如憲法規定公民有游行的自由，那麼一旦遇到關涉公共利益的事件，我們就可以上街游行，在法律范圍內表達自己的訴求，就如前文所述的幾次環保維權事件一樣。

當然我馬上就聽到有人在質疑：你以為我們生活在英國殖民政府下麼？我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時光倒流30年前，我會站在他一邊。但今天，我無法苟同，並認為將當下互聯網時代的政府與23年前那個下令開槍的政府完全等同，也是未能與時俱進。

這就引出我想說的“非暴力運動”條件成熟的外部因素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與世界融為一體，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更使地球日趨一村。我曾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如今時代，一國內政不再只是一國境內之事，不但本國人民了解，而且全世界都在圍觀。這種圍觀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某些國家處理某些攸關人權的內政時完全不能像過去那樣隨心所欲，而變得異常小心，甚至如履薄冰。

像過去封閉年代那樣肆意侵犯本國人民的人權，不能說完全沒有，而是越來越少了。那些膽敢繼續妄為者，已經或必將受到文明世界的嚴懲。

我曾說，這不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這是文明力量主宰世界的時代。世界已經不會認同暴君政治了，所有的專制、獨裁政權走向黃昏日落的時刻正在迫近。

卡扎菲的悲劇即是源於他的意識仍停留在沙漠的帳篷時代，不知道時代已經變化而自己依然因循舊路。敘利亞的巴沙爾也在步他后塵。

具體就中國當局而言，在內部民權意識勃興、外部世界圍觀的雙重壓力下，顯然也不可能因循舊路了，勢必也要尋找新途。“以人為本”理念的提出，即是明証。當然，一個政黨、政權的轉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勢必也要經歷艱難曲折，甚至會有短暫、局部的倒退。

還有，我們必須客觀看到中國的復雜之處，以及轉型之難。中國地大物博的同時，也差異巨大：地區發展不平衡，民眾貧富懸殊，經濟與環保的矛盾.......在在都考驗著處於轉型中的政黨與政權，他們要同時兼顧多方利益，殊非易事。

我敢這樣說，沒有人民的支持，他們連自身轉型都很難成功，更別說帶領這個龐大的國家實現華麗的轉身，在世界舞台上閃耀奪目光彩。但是如果他們轉型不能成功，而又無其他力量可供替補，那麼無政府的亂局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

台灣社會的轉型軌跡，可供大陸借鑒。國民黨的蛻變歷程，更值得共產黨學習。現在有不少人將台灣社會轉型成功的秘訣歸結為蔣經國先生的“用獨裁結束獨裁”，盛贊他的順應大勢推動大勢，這固然不錯，但台灣社會的民權運動則是更重要的因素。倘若沒有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沒有他們的非暴力抗爭，國民黨和經國先生是感受不到巨大壓力的，也就很難做出巨大讓步。

可以說，是施明德、林義雄、許信良等美麗島人士，是追隨他們的台灣民眾，是他們的非暴力施壓，成就了蔣經國先生的偉大。當然，如果經國先生沒有那麼明智，而選擇做卡扎菲之流，那麼也只是拖延了一下歷史的進程，而絕難阻止歷史的車輪向前駛進。

因此，我們不必猜測今天的大陸會不會出現“蔣經國”以及誰最可能是“蔣經國”。當局高層中不少人看得清世界格局，懂得大勢所趨，他們都是潛在的“蔣經國”。一個集體的“蔣經國”遠比單個“蔣經國”更加可靠和值得期待。

現在大陸民間所需做的就是配合習近平“依憲治國”的承諾，不斷向執政當局施壓，要求當局兌現承諾，保障憲法的實施。甘地們當年所努力追求的是撤銷當局對印度人的歧視政策以及印度的獨立，今天我們要做的只是將憲法歸位，這顯然更容易些。因為憲法是執政當局制定的，並非外力強加，當局理應帶頭遵守。